当中华民族的历史走到明朝时，世界正处于千年未有的大变局之中。大航海让世界上各个彼此分隔的文明连在了一起，地球开始在人类的交往中忙碌起来；文艺复兴让欧洲从蒙昧中苏醒过来，科学和技术开始牵引人类发展。
明朝开始逐渐身处于这个大变革的世界中。在明朝以前，特别是在明朝中期以前，茫茫大海的世界始终是属于中央王朝专属的探索区域，而北方则是历代中央王朝最大的威胁。
明朝初年，这一形势仍然没有改变，浩浩荡荡的郑和船队一方面宣示着明朝的中央帝国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旷阔无垠的海洋上昭告明朝的威严。
这种宣示和昭告体现了明朝强大的国力，也让人们延续一种认识，那就是海洋是属于中央帝国的一部分，帝国最大的威胁依旧来自于北方。
但明朝中后期开始，这一形势却发生了翻转。除了东洋人拼了命的要到明朝沿岸做生意外，文艺复兴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不断提升的欧洲，将大航海的触角延伸到了明朝的南部海岸。
与以往那些稀稀拉拉的几年来一次的海外朝贡使团不同，这些西洋商队开始成群结队的出现在明朝的海岸边界上，并大有深入到内陆做生意的趋势。
明朝最初的海禁政策原本是为了打击日本的番邦，但由于与明朝贸易的巨大利润的吸引，海禁之下的日本番邦商人逐渐演变成了海盗，那些因海禁而丧失了生计的明朝沿海渔民，也只得冒险和他们做起了生意，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便是其中一员。
就在此时，西洋商人的大规模进入，让明朝一贯的海洋优越感顿时转变成了危机，明朝朝堂之上的精英分子仿佛觉得明朝已经失去了对海洋的控制，而这些远洋而来的西洋人仿佛已经超越明朝征服了大海，并将可能威胁明朝的安宁。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始终以一种警惕的态度注视着大海上的商船，在朝廷银根吃紧的情况下，明朝间或的又放开了海禁，这个时候番薯、玉米、西班牙银元等相继进入了明朝，但海禁依旧是明朝的主题，番薯、玉米等高产农作物的引进，虽然养活了明朝更多的农民，但同时也让明朝对海外产生了更大的恐惧。随着西洋武装船队在南海的经常性出没，明朝逐渐将之视为了新的威胁。
徐光启算是明朝这一时期少有的清醒者，从历史的连续来讲，在魏源、林则徐之前，徐光启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不仅积极的向西方传教士学习了天文、历法、数学、测量和水利等科学技术，还持续的编撰书籍对欧洲的科学技术进行推广。除此之外，徐光启最有远见的视野在于当时他对世界局势的分析。
与明朝的守旧老夫子所坚持的天圆地方的明朝中心论不同，徐光启在当时已经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并且还对经纬度有一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徐光启对当时世界的面貌有了大概的认识，对遥远的欧洲正在发生的变革也有了一定的见解。
17世纪20年代，随着辽东满清边患的愈演愈烈，时任礼部侍郎的徐光启认为，明朝最大的威胁依旧来自于传统的北方，此时北方的代表性威胁便是女真部落。徐光启分析到，东洋和西洋到明朝的目的依旧是经商盈利，即使有少量的海上武装也仅仅是对明朝的海防构成侵袭，并不能从根本上动摇明朝的国本。但女真部落却不同，女真在当时已经建立金政权，历史上被称为“后金”，后金不仅在持续的进攻辽东边关，同时对蒙古和其他北方部落形成了实质性控制。
徐光启认为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判断，北方部落一旦联合在某个军事集团的控制下，其下一步计划便是南下夺取中原。
徐光启因此建议明朝应该加强对辽东边防的防备，而逐渐放开海禁，允许西洋人在沿海进行贸易，一方面解决钱粮吃紧的问题，另一方面希望大规模引进西方的火炮制造技术，恢复明朝军队在北方作战时的火力压制优势。
徐光启的见解可以说是非常有远见，事实也证明徐光启的建议是可行的，明朝后期从葡萄牙进口的少量红夷大炮就对清军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但徐光启的这个提议，在当时的明朝朝堂之上却遭到了非议，士大夫们认为后金不足为虑，真正的威胁，或者说更大的威胁是这些来自海上的西洋人，他们认为徐光启这是在向澳门的葡萄牙人出卖明朝的利益，徐光启险些被口诛笔伐成了“卖国贼”。明朝最终并没有尝试徐光启的建议。
但此后的事实证明徐光启的分析并没有错，身处大变局中的明朝因为错误的分析了当时的局势，选错了对手，从而丧失的不仅明朝的百年基业，随着清军的入关，丧失的更是与世界接轨前行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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