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江苏南通市成女士，因筹办、装修月子中心，向南通瑞金电气设备有限公司采购44台空调；2023年5月6日，忽被瑞金公司诉至法院，索要剩余货款108000元、违约金40000元，合计148000元。6月9日收起诉状后，11日在装修现场，发现除2台没问题、1台少装，另41台货不对板，其中还出现29台“电费刺客”五级能效空调；她反诉对方欺诈，但遭遇一审、二审、再审三连败。

2025年10月，南通市人民检察院受理检察监督申请，目前在审查程序中。

回溯一下，就可发现瑞金公司起诉状的龌龊。

抄录如下：“原被告于2022年12月11日签订一份《销售合同》,合同总价为208000元。原告于2022年12月18日将案涉空调送至被告指定地点，被告进行了接收。后被告支付了10万元货款，剩余货款迟迟未付。”

按这意思，瑞金公司先供了货，后成女士给了部分货款，另有部分货款拖欠不给。

但事实如何呢？瑞金公司故意颠倒了时序。

有图有真相。

2022年12月6日，瑞金公司向成女士发送微信报价单；11日双方签约；12日，应成女士要求，又在群里多方确认了微信报价单，随后瑞金公司吴广智催款订货，给的却是“张娥英”私人银行账号，不合商业规矩；成女士不放心，14日通过中间人转给吴广智10万元并申明空调货款，吴广智也确认了。

所以，是成女士还没见到货，就预付了货款。

月子中心当时是个整体装修工地，并不是单独采购空调。装修总要几个月乃至半年（2022年12月社会面管控解除），空调只是其中一环，而且排序靠后，接近装修结束。2023年5月6日，瑞金公司“突袭式”起诉了成女士。

瑞金公司提交法院的《销售合同》（成女士认为被抽换了页码，进行了变造，要求鉴定但一二审法院均不许；），法院也采信了。若按这合同，总价款208000元，结构是：“合同签订当日甲方支付设备全款及安装款的50%:即人民币104000元整；空调设备到货后，十个工作日内甲方付清剩余工程款人民币104000元整”，再结合成女士预付100000元时注明“给的空调钱”，以及少装一台瑞金公司认扣3443元，一目了然，论货款，成女士总体已付过，只差557元。

而成女士主张应以微信报价单为准，法院不理睬。若按微信报价单，总价款208000元，货款109063元，安装款98937元，扣除少装一台3443元，成女士则只差货款5620元。

名、实分离了。瑞金公司起诉剩余货款，但偷换了概念，打着“货款”幌子，实质上要的大头是所谓“安装工程款”。

货款问题，对应买卖合同纠纷；安装工程款问题，对应承揽合同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不一样。

若是一个正常的法官，这案子，无非瑞金公司起诉“剩余货款”，而成女士既有本诉抗辩，又有反诉欺诈（因成女士不是个人生活消费，而是月子中心采购，反诉欺诈撤销合同和本诉抗辩解除合同，若成功，结果其实一样）；那么，如瑞金公司赢，成女士再给557元或5620元；反之，如成女士赢，则退货退款，但不适用《消法》退一赔三。也就这么回事。

至于“安装工程款”问题，空调交易行规，安装本是卖家随附义务、配套义务，一般不收钱，即使收点耗材费、人工费，也很有限。但既然双方有约定，尊重意思自治和契约精神，还得按“有”来。

不过，法律关系不一样。如果并案处理，法官是要先作释明，并征得双方同意的，否则不得理会，而应建议瑞金公司另行起诉处理。对此，《民事诉讼法》第55条规定得清清楚楚：“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为二人以上，其诉讼标的是共同的，或者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人民法院认为可以合并审理并经当事人同意的，为共同诉讼。”

而且，承揽合同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与买卖合同纠纷，审理标准也大不相同，是要审查工作成果是否符合交付标准的。比如，空调安装是否符合强制性国标GB17790-2008《家用和类似用途空调器安装规范》。比如，有没偷工减料，是要据实核算的，是要看验收单、签收单等的。

那么空调安装、验收情况，究竟怎么回事呢？

2023年4月27日，瑞金公司吴广智微信预约成女士4月28日或5月2日（周一）验收；成女士回话“带上你的合同，有一些空调要拆掉”。可见瑞金公司认可5月2日在验收期内。但吴广智预约后避不见面，也再不联系，5月6日瑞金公司毫无征兆突然起诉了成女士。

成女士6月9日收到起诉状，去装修工地，11日发现货不对板还被送装29台“电费刺客”五级能效空调。一审法院6月20日组织调解未果；7月13日组织现场勘验，也就数了数空调台数，看了看品牌、匹数、能效，居然连型号都未见记录；更不要说是查看瑞金公司工作成果是否符合交付标准了。这叫什么勘验？勘验就是数空调吗？

瑞金公司手上，是连个验收单、竣工单、交付签收单都没有的。而400电话回复成女士，这批空调大部分是5月安装，少量7月安装。

一审法院2023年12月28日，却以《销售合同》合法有效；“案涉空调2022年12月底安装完成”；成女士怠于验收、通知，视为合格为由，判成女士又给付了104577元“货款”。

实质上，即一审法院混淆法律关系，未经释明，强行并案，在瑞金公司起诉货款（成女士提前付过，只差零头）的情况下，超出诉请范围，理涉了所谓“安装工程款”；但关于“安装工程款”，又没有根据承揽合同纠纷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的标准，进行审理，而是以偷换概念的“货款”名义，未审先判掉了。

你说判付的是货款呢？人家货款早就提前给过；你说判付的是“安装工程款”呢?瑞金公司连个工程验收单、竣工单、交付签收单都没有，成女士也并没怠于验收(倒是瑞金公司约2023年5月2日验收，人又不露面，5月6日直接起诉)，法院根本就没有实质审理“安装工程”事项。

瑞金公司打着“货款”的旗号要“安装工程款”，居然暗度陈仓成功！而案子判得这么个荒腔走板，成女士上诉和申请再审都不顶用。二审终审制，在“难通”的南通，莫非成了一审终审制？既然审级监督这么个失灵！

2024年10月28日，《南方周末》对何帆有个。这个早年的天涯论坛知名网友、《新京报》评论专栏作家，现在的审管办主任，谈到：“我们在调研中发现，个别二审、再审法院因顾忌本辖区质效数据，片面追求绝对的‘低改发率’，对原审裁判能改判、发回重审的，都直接维持，导致‘改发率’指标被人为异化。这种行为美化了数据，但无疑会损害司法公信。”

说的难道是我们这个“难通”的地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