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叛乱的后金政权，在土地、丁口、物产、税赋等方面都断崖落后于大明，其战争潜力自然也当远弱于大明。但双方的战争有个奇怪特点，历次大战反而是弱势的后金能召集更多军队并以多打少。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抚顺告急。辽东巡抚李维翰命总兵张承胤率兵一万前去救援，结果撞上了后金三万大军，最终张承胤等五十余名将校阵亡，余众溃散。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萨尔浒大战。11万明军（含叶赫、朝鲜援军）对阵近6万后金军（含丁壮）。虽明军整体数量占优，但四路出击以及过程中的二次分兵，让后金四战均拥有两倍或以上的兵力优势 ……

天启元年三月，辽沈大战。明廷虽在辽东驻有13万军队，但后金还是在沈阳、浑河抓住了以多打少的机会。这两战不仅歼灭了辽东明军的精锐，也削弱了明军的兵力优势。所以其后辽阳攻防战，仍是后金兵力更多 ……

天启二年正月，广宁之战。后金在西平堡也是优势兵力击败明军（五万对三万多），进而诱发关外明军的整体性溃败。

如果以上还可以说后金依仗了“主场”便利，那么来看看“己巳之变”。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兵五万（含蒙古盟军）由蓟镇入寇大明的核心防御区 – 京畿，明军是否能借地利实现以多打少呢？

从十月二十七日破边墙的汉尔庄之战开始，十一月一日马兰峪和罗文峪、三日遵化城外灭赵率教、四日克遵化、十一日攻占三屯营、十五日在顺义击败入卫的宣大军（满桂和侯世禄）、二十日德胜门外再败宣大军、十二月十六日良乡击溃申甫部、十七日永定门外大败聚集的各路勤王兵马 ……

这些场次战斗，明军少则三千、多则三四万不等，但后金军都是主力出战（至少也是压阵），拥有明显的兵力优势。即便把这些甩锅给袁崇焕，其后孙承宗主持大局，明军依旧无法聚集兵力形成优势。

比如蓟辽总督刘策率几千人马出击，试图驱逐后金以及收复遵化 …… 直至皇太极带主力先行撤回辽东，明军才掌握优势，开始收复被占领的畿内四城 ……

是什么原因让体量庞大的明朝反而无法发挥数量优势呢？

首先，明朝庞大的疆域本身就在稀释、限制明军的出战数量。稀释是指大量明军需驻防各地，应对可能的不臣或叛乱。限制则是征调明军不仅要考虑战备部署，还要考量对应的成本和风险。

比如征调千里之外的军队，不仅行军途中的口粮供给是不小的负担，而且期间只要有三天不能保证供给，军队就有很大概率哗变。一旦如此，前期投入的大量钱粮打水漂不说，朝廷可能还得额外再拿出大量资源来弹压叛军。

汉武唐高征讨四夷，发兵动数十万，不知粮饷军装若为供需？今方隅有警，遣一大将将数千人往，犹以樵苏为虑。
《谷山笔麈》

就如阁老于慎行无兵可用的感慨，不是明朝真的没兵，而是沉重的钱粮负担，让明廷早已将大量明军默认为不可征调。而且就算是征调，花大半年甚至一年赶过来（如从两广、福建、云贵调往辽东），黄花菜也凉了。

注：地方州县虽然有义务承担路过明军的伙食，但出于降低地方负担的考量，基本都是过夜才管饭。所以明军调动途中为了能吃饱，常常故意一天一停。对于大多数明军部队而言，行军速度跟肚子去比毫无意义。天启朝援辽的速度冠军是石柱土司兵，而速度快的主要原因是自带了口粮银。

其次，明廷的僵化的行政和军事制度，难以及时有效解决大军聚集后的粮饷问题。

明朝是个特别爱“分权”的朝代，不仅将军事大权拆得七零八落，财税权也被分得五花八门。除了负责征收的地方士绅和府衙，三司、宗藩，户部、工部、兵部、太仆寺、大理寺、太常寺等部司均独立拥有收取、使用部分税赋的权力。

这不仅让明廷难以汇集国力，也让明廷没有一个统一的钱粮转运部门。除非提前准备并规划好各部司的分工以及职责，大军骤集时朝廷和地方均无足够的转运能力，来应对突增的后勤需求。

己已之变中袁崇焕在蓟州遣散各路勤王军，以及明廷同意他遣散援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这里。他一时间拿不出钱粮来保障这些军队的补给，所以只得让他们分散于京师周围各城池求食（刮地方百姓）。

再次，明军的“山头化”和“家丁化”也让明军的组织效率大幅度下降。

为防范军阀藩镇，从洪武朝开始皇帝就在主动拆解明军的组织性。比如太祖将大都督府一分为五，并把原属大都督府的军令权移至兵部。到了明朝中期，明军已分裂成一个个以封疆（总督、巡抚）为首的独立军镇。

而且这种对组织性的破坏，还在继续向军队下层蔓延。

各封疆之下又可分为道臣（兵备/分巡/分守等）、武将（总兵/参将/游击等）两套班子，这两套班子还是单向干涉。武将基本不能涉及道臣的职权，道臣却可以阻扰武将系统的军令执行。

比如总兵要求全军出击某敌，负责某地守备的道臣却可以命令驻防该地的明军拒绝总兵的出击军令。而且这还没完，道臣虽然是封疆的下属，但他们大多也有“御史”这个直属朝廷和皇帝的身份。

他们上面的总督、巡抚（督抚也全兼职御史）也无法有效约束他们，比如宁前道袁崇焕就公开拒绝过上司辽东经略高第的军令。在这种有些畸形的军事指挥体系下，高效快速调集对于明军而言就不是一件容易事。

同时屯田体系的崩坏以及朝廷度支困难，也让各边镇明军战斗力、堪战数持续下滑。但武将安身立命又得有实打实的战力，于是集中有限资源培养少数心腹部曲，就成了各镇将领的共同选择，即“家丁”。

大量吸食军事资源的家丁，又让各镇堪战之兵数进一步锐减。原本下辖兵员在两三万的总镇总兵，家丁化后可带出的战兵常不过数千人。例如己巳之变时宣大两镇额兵二十多万，奉命勤王的满桂和侯世禄也就能带出一万五千兵马。

“家丁”也让明军进一步碎片化为各将领的私产，随后战斗的核心也不再只有军事考量，还必须夹杂和顾虑各将领的私心。

所以明廷、督抚们在计划调集军队时，也尽量不让非同一派系的明军聚集在一起（这也是明军爱分兵的一个原因）。因为即便临时指定了总指挥，他也无法有效控制各部明军。换句话说，人多反而会坏事。

前文提到的浑河之战，因增援对象沈阳已沦陷且部分援军未按期到位，临时总指挥陈策原本是下令撤军。但秦邦屏、冉见龙、周敦吉等川将不听，强逼他渡河出战。不然这波精锐不会丧师浑河，明军守住重镇辽阳的可能性也会大幅提升。

而且多部合兵作战，各部还得心照不宣地分精力防着友军拆台。导致广宁失陷的西平堡之战，虽有内奸孙德功故意扰乱军心的原因，但祖大寿不那么应景的率部撤退，明军也不会崩的那么快。

所以家丁化后，不仅各部明军早习惯了各干各的，汇集以发挥人数优势，并不是他们都愿意接纳以及配合的策略。而且明廷也默认了这种模式，己巳之变中明军“葫芦娃救爷爷”，难以实际归并各部指挥权也是个原因。

除此之外，自辽事起后，由于战败太多，加之战死、战败被杀的榜样过多也过于惨烈。一线的明军将领、统帅逐渐主动回避与后金作战，尤其是后金破关入寇期间。

因为不打就不会战败，进而不会担负战败之责。而尾随既可降低“畏敌不战”的风险，也可收获“复土”之功。毕竟后金入关的目的是劫掠人畜钱粮，不是消灭明军或占领地盘。这个时候即便有条件让这些明军聚集一地形成兵力优势，他们八成也会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