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桶 常乐 画|马桶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把书包往空中一抛，等接下来的时候，他已经从孩童长成了一个翩翩少年。

我也想站得马路边把包往空中一抛，再一接住，自己就变成了小时候的模样。

最好是回到1987年，我9岁。那一年真的好玩啊，热天气在湘江河里游泳，秋天气父母带我坐船去江西庐山玩了一趟（第一次坐轮船的我兴奋得不想下来），冬天下了两场大雪（没记错的话），最重要的是，大年三十晚上，老表德哥哥带我玩了一通宵的花炮。

那时候的春节才叫春节。

德哥哥那年大概二十七八岁。换作现在，你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满哥，如果有小屁股三十晚上缠着要你陪他玩花炮，你基本会抠出几张票子对他一丢：“喋，自己去买哒去玩啰，莫吵我打牌。”

何况还是玩一通宵，整整一皮卡车的花炮！

我已经连续几年没有在长沙市内过年了，一般都是去望城乡下我叔伯老兄屋里。

为什么呢？因为这里年味比市里足些。

每年三十这天，我们坐在堂屋里烤炭火，大门敞开，来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乡亲们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过只（za）热闹年啊”。

有一年，屋里突然停电，一大屋子人围着一炉炭火，一边扯谈，一边抽烟，喝滚烫的姜盐豆子茶，嚼醉人的槟榔。

老的少的，中年的，男的，女的，火光映在大家脸上，红红的。那一个瞬间定格下来，成了我记忆中“过年”的代名词。

什么几星级酒店，什么几千块一桌的年夜饭，还有那可有可无的春节联欢晚会，都跟过年无关。我在那个瞬间所感受到的年味，多少钱都买不来。

到了大年初一，很早就会有一拨又一拨小孩子来“送恭喜”，远远地看得到，他们三五个一群，穿着鲜艳的衣服，走在田间小道上，蜿蜒地往这边而来。

每个小孩子提着个尼龙袋子，里面放了好多糖粒子和各种零食，都是他们一家一家“讨”来的。

“拜年啦！”他们站在门口一喊，也不进去，主人家自然就会拿些好吃的来给他们。我嫂子准备的是一人一盒酸奶和几粒糖粒子，往袋子里一扔，很亲热地摸摸脑壳，打两句讲，他们又一声“谢谢”，蹦蹦跳跳往下一家去。

就说这几个场景，都不用提可以爬山，可以钓鱼，可以坐在禾场里晒太阳喝茶……你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我喜欢去乡里过年了。

右下角是堂兄家的房子

再说回小时候，在城里过年一样好玩。之前我说的德哥哥爷娘（即已经过世的我姑妈和姑爷子）屋里就住得上大垅的铁路宿舍，父亲往生后，很多次都是我跟我娘去他们家过年。

现在想想细时候玩的那些花炮，真的好无聊，好缺乏想象力。什么蜻蜓飞机之类的，无非就是“呲——”的一下笔直往上飞个几米，再死羊纳气地跌得地上；“彩珠筒”也十分单调，不过是会变换颜色而已，“咚咚咚咚”喷个一二十下就没了；“全家福”也好蠢，就是五颜六色的火药一顿乱喷……

但细时候偏生玩得净是个劲。

当然，那时候玩的东西少，这是主要原因。但过年越来越缺少仪式感，也是显而易见的——一堆细伢子围在一起放花炮，虽然吵吵闹闹，也不环保，但在我记忆中，是春节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感。

春节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非常隆重的节日，代表人们对未来生活美好的期待。

生活越来越好了，春节物资越来越丰富了，但年味，也越来越淡了。这是大部分城里人的共同感觉。这是社会变迁的必然结果，农耕社会变商品社会，大家族变小家庭，导致年俗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变化。

比如，下跪磕头拜年的旧风俗，早在五四运动之后，《大公报》就倡议废除。

最晚到1950年代后期，晚辈给长辈下跪磕头拜年改成了鞠躬行礼拜年。如今，大部分长沙家庭早已抛弃此礼节，晚辈们最多只需笑嘻嘻的说一句“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压岁钱自然会到手。

不过，下跪磕头拜年的往事，其实一直还留在长沙人的记忆中：平日嬉戏时，若是哪个小孩被算计，摔了个猪啃泥，会立马有另一个小孩跑到他脑袋前方很开心地说道：“还冇过年咧，就想要压岁钱哒啊？！”

在吃方面，有很多旧风俗仍保留着。如每年的年夜饭，鱼是必不可少的一道菜，因为“年年有余”，必须是一条整鱼，而且三十晚上不能吃完，一定要剩下，最好还是有头有尾。

现在，大家的生活水平逐渐提升，吃鱼早已不成问题，鱼也从以前的红鲤鱼换成了多宝鱼、老鼠斑，档次越来越高。

只是跟以前一样，必须是一条整鱼，最好是有鳞鱼，像鲶鱼这样的无鳞鱼，属于“非主流”。

同样，鸡是主流，鸭跟鹅是非主流；现在一般不吃辣椒炒肉，太普通了，不上档次，小炒黄牛肉则可以；肘子和扣肉，是近二十多年来长沙人年夜饭餐桌上最常见的两道菜，因为看上去就喜庆。

和以前比，物资不再匮乏，天天都大鱼大肉，所以对春节不再那么向往。以前到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家里拜年，现在简化成了电话或短信拜年；以前一大家人忙前忙后准备年夜饭，现在有部分家庭改到去饭店吃了。

挑一家上档次的饭店，选一个宽敞的包厢，空气清新剂或者熏香气味取代了记忆里过年时家里弥漫着的瓜子、花生、豆子芝麻茶以及煤火上烤得冒烟的冰糖柑所散发的气味——烤得滚烫的冰糖柑捧在手里，暖在心里。

儿时家里人在方桌上架一块圆桌面，勉强能坐十个人，偏偏要挤下将近二十个人，坐的坐，站的站，不时给站着的人递去远端的菜。

今时在饭店十个人恨不能坐一张十六人的大桌，中间还能摆一簇鲜花，菜吃得斯斯文文，酒喝得彬彬有礼，桌子大了，人和人的距离就远了。

儿时的年夜饭都是以外婆笑眯眯喊一声“来，莫燠(wo)哒”，端上一盆热气腾腾的全家福拉开序幕，张罗整桌饭菜的外婆取下围裙，父亲带我去门外点燃一挂千响的鞭炮，大家起身举杯，互道“新年好”。

我玩得好的威哥最后一次在长沙过年，是他小孩出生的那一年，整个三十晚上他都开着车在长沙狂奔。他跟老婆都是长沙本地人，加上父母不在一起的关系，他每年的年夜饭至少要赶三四个场。

“你们哪个在晚高峰6点在韶山路铁道学院门口开车跑过120码？”威哥讲这句话的时候并没丝毫的自豪，而是充满了无奈，“年夜饭时间，家家户户都在团圆，我带着老婆和几个月的毛毛狂奔在空旷的长沙街头，每到一个地方最多坐二十分钟，然后开去赶下一场。”

到最后一场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8点，是某酒店包厢里，面对家人对他迟来的责怪，他只好以茶代酒不断赔礼，刚准备端碗吃点桌上已经狼藉的饭菜，却被服务员告知，只能再吃十五分钟……看着服务员归家心切的眼神，威哥什么也没说，只是心中默默做了一个决定——“再也不在长沙过年哒”。

相信很多在饭店吃年夜饭的朋友都有类似体验，虽然撩撇省事，但那顿饭吃得实在是不如儿时在家更熨帖，往往酒还没喝好，服务员就来催了，不是要翻台，就是要打烊。

今年是威哥第五年旅行过年，他已经从逃避变成享受旅行了。

“不用早起去赶任何一场应酬，每天睡到自然醒，用所有时间陪家人，不用买一堆礼品……在境外过年时，路上遇到每个华人都会都笑着互道新年好，甚至有外国人用蹩脚的中文，一字一顿地和我说‘新年好，恭喜发财’，那种陌生人的亲切反而更有过年的味道。”

墨尔本华人街贺新年

在长沙，除了三十晚上那阵鞭炮响（今年连这个都没有了），大部分时候还真感觉不到过年了。

是春节对我们而言不再重要？生活的重重压力打磨掉了我们心中对简单幸福的向往？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太大的变化？

我不知道，反正于我而言，过不过年，都只那多区别，更何况，常言道：逢年过节，那什么那什么绝。

怎一个惨字了得。

作者——马桶哥

原《晨报周刊》首席记者，现任文和友集团文化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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