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姥姥家亲情局，奶奶家应付局”？

于桐月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

今年过年回家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实中和网络上有很多人都反映，春节走亲戚似乎和姥姥家的亲戚互动更加密切频繁、关系更亲密，回娘家聚会对已婚女性来说不再是“初二限定”，孩子们往往更喜欢回姥姥家过年，男人们也更多地和姻亲聚餐而不是与自己的父母兄弟聚餐。笔者有几位朋友，今年过年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小家庭带着姥姥或姥姥家的亲属一起旅游过新年。还有一位朋友小慧，自己和父母定居在东莞，每年过年时才回到江西老家，除了最重要的除夕和大年初一要回奶奶家“过年”，其他时间都在姥姥家和大姨家吃住和娱乐；今年更是只有初一上午开车回到奶奶家吃了一顿午饭，下午就返回姥姥家和表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了。小慧说其实自家和奶奶家的亲戚关系还不错，但是全家人都更喜欢待在姥姥家，自己的爸爸和姨夫们也大都习惯聚在姥姥家，享受大部分的年假时光，觉得这里“热闹、轻松、更有人气”。

对此，网络上也衍生出许多讨论，有博主发视频感慨“为什么不能在妈妈家过完一整个年啊”。视频下热评第一条是“不知道为啥，就是感觉和妈妈家那边的亲戚比爸爸那边的好”，在平台上获得了5.3万点赞；有评论说“只和姥姥家这边的亲戚聊得开，放得下架子，和奶奶那边的亲戚都不熟”；还有很多网友“神评论”，姥姥家：纯亲情局，奶奶家：纯应付局。

那么过年走亲戚，为什么感觉和姥姥家的亲戚更亲呢？显然，和姥姥家更亲或者和奶奶家更亲必然存在一定的个体差异性。但是，在中国社会的家庭生活方式与社会文化传统下，和奶奶家更亲才是多数家庭在一定社会结构下呈现出来的普遍现象。在传统父权社会下，奶奶家是本家，而姥姥家是外家。这一点也能从亲属称谓上窥见一斑，例如许多地区对姥姥姥爷称呼为“外婆”、“外公”，相对地管爷爷奶奶称为“公公”和“婆婆”。一个“外”字，已经将同样的血缘关系社会性地区分出了亲疏远近，因此嫁出去的女儿已经成为泼出去的水，外孙子孙女也始终被定位为是外姓人了。

春节的很多传统节日习俗本质上是配合从夫居的制度仪式，例如“初二回门”背后是将媳妇更严密地划定在夫家的生活秩序之内，有很多地方的习俗是“出嫁女过年不能在娘家住”，理由五花八门：“出嫁女回家住会影响娘家兄弟财运”、“初五之前在娘家住会妨（指对身体/运势不利）公公”，导致过年和娘家的联系限制在初二回门这一仪式性的互动之内，出嫁媳妇及子女在婆家过年、在奶奶家守岁是大多数家庭的常态选择，和奶奶家的亲戚更亲也就是孩子们的自然状态呈现。因此，“和姥姥家的亲戚更亲”折射出了当前社会与家庭生活交往方式的变迁。“和姥姥家亲戚更亲”的心理感受，实际上有两方面成因：

第一，相对于奶奶家家庭关系的比较，姥姥家显得“更”亲。传统婚姻家庭安排下，从夫居是指出嫁女跟随丈夫及丈夫的父母乃至兄弟共同居住，形成祖父母、父母、子女的三代主干家庭。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近二三十年间中青年人大规模流动进城，传统的三代共居一室的家庭生活模式已经解体，核心家庭早已构成一个独立的生活单位。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孩子不再有那么多密切直接的共同居住和日常生活链接，即祖孙三代分布在城乡两地，成为两个独立的家庭单位；而父系长辈之间的关系也在小家庭分头发展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微妙，例如演变为小家庭之间的面子竞争、发展竞争，在面临家庭养老压力之时演变成围绕养老责任分配的衡量与计算关系，“本家”的家庭关系叠加多重责任因素变得愈发复杂。因此，虽然以父系长辈为核心的春节聚会仪式象征性质依然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除夕和大年初一这样的正式日子仍然多是到奶奶家中聚会），但是仪式更多地服务于家庭责任伦理安排，情感浓度相对减淡，显得春节聚餐像是“走过场”、“应付局”。相反地，相比于奶奶家交织着责任、竞争与压力的家庭关系，姥姥家的聚会往往体现为更加纯粹的情感性交往关系，亲属关系显得更加轻松亲密。

第二，和姥姥家亲戚的交流氛围更加“亲密”。与姥姥家的交往交流往往是由妈妈、姨妈、姥姥等女性长辈所主导的家庭关系，已婚女性在父母娘家面前是绝对的关系核心，是双方交流的纽带。在“主场优势”下，女性的家庭情感经营能力得以充分发挥，使得姥姥家的整体交往具有更强的情感能量。例如在小慧家中，奶奶家聚会时，爸爸和叔叔伯伯往往坐在一起沉默地喝酒，偶尔谈谈子女工作；而妈妈和姨妈们关系十分亲厚，姐妹几人平时互相关心、彼此问候、用心经营家庭感情，过年时，总是姥姥、妈妈和姨妈一起讲讲子女婚恋家事、成长趣事，回忆往昔温馨的家庭时光，爸爸、姨夫们以及几个孩子则在这种氛围中感到轻松和惬意，女性是这种氛围的主导者和缔造者，男性和子女往往是这种家庭氛围的享受者。

在现代社会生活节奏下，年轻人过年回家往往希望从社会竞争压力中得到暂时解脱，在年假中获得休闲和放松，因此高频率、大范围、长时段的走亲戚现象已经变得越来越少，仪式性的春节活动逐渐被娱乐性休闲型的活动取代。表现在家庭内部聚会中，由女性所经营和主导的“姥姥家聚会”更符合了现代人、尤其是现代年轻人对于节日的个体化情感需求，年轻人更乐于在繁忙的工作生活之余，享受一些更加纯粹的家庭温情。

这种家庭聚会重心的微妙转移，折射出的不仅是亲属关系亲疏远近的变化，也是中国家庭从制度性凝聚向情感性凝聚的转型。当“姥姥家”成为情感释放的避风港，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家庭伦理正在生长——不是向谁家靠拢，而是向温暖靠近。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让春节聚会回归到“团圆”最朴素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