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庆元年十月，因剿倭的出色表现，明穆宗下旨调福建总兵戚继光入京“协理戎政”。次年正月戚继光上《请兵破虏四事疏》，针对当时北线的军事现状，提出了雄心勃勃的整备规划。

如言果不谬，授臣以十万之师，假臣便益 … 驱之为战，则胜算在我 … 问罪匈奴，无不可者。由是冗兵可汰，冗食可裁，移修边之费以资供需，撤戍边之兵以资训练，而买马之费可省，屯田之政可修，非直强兵，亦以富国，一劳永逸之上计也。
次者与臣五万，使得一当匈奴，令其不敢南牧，遗中国数十年之安，计之次也。
不得已，与臣三万，非敢必有功，完缮收保，以待虏来，伺有可乘，因而击之，计之下也。
如以臣言纸缪，令臣沿袭故事，所将不逾万人，而缓急无益于事，臣即不自爱。谓国威何？
《戚少保年谱耆编》

上策，练强军十万。进可荡平北虏，退可让众夷“虏气自夺”不敢萌叛逆之心。而且获取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后，也会有条件和时间整顿九边。无论是减汰冗兵清查空饷，还是裁削军费恢复屯田，朝廷都能获取巨大收益。

中策，募五万精锐。虽难以主动出击剿敌，但敌人若敢进犯，也有机会打得他们数十年不敢南顾。

下策，备新军三万。因军力不足，就只能辅以堡垒、工事沿边线被动固守。最多在敌人入侵时，伺机攻敌不备，通过有效消耗，来迟滞和降低敌人的进攻能力。

最后戚继光更是明言，如果朝廷不愿意规模性地编练新军，统领已荒颓的军卫和（因家丁制）山头化的边军，他也干不成啥事。就如他在南方募编戚家军前，手握上万卫所“雄兵”也只能徒呼奈何。

注：戚继光的“所将不逾万人”说的挺含蓄，明朝一镇的堪战精锐（各部家丁）基本超不过这个数。另外这份“请兵疏”一度让明廷对其态度大变（忧心军阀），如果不是谭纶、张居正等的支持，怕是要下狱。最终明廷也没同意奏请，只是让他负责蓟镇卫兵训练（可抽调三万重编）。

戚继光的核心思路很直白，军事不仅是政治的延续，还是政治的基础。无论明廷对北边采取什么策略，手中都得握有一支，至少能确保不败的军事力量（部队）。几十年后，大明用自己的覆灭，证明了这一点。

当下在讨论明亡原因时，大多集中在内耗（党争、起义等）、经济崩溃等方面。不少人觉得只要明廷不一根筋先怼女真，缓解这些问题后再打，怎么都能赢。大明的精英和皇帝们真的看不到这一点么？

万历四十六年为征剿女真，明廷派征了临时性税目“辽饷”。但很快原定只征一年的加派，不仅在事实上成为常税，税率也由每亩白银三厘五毫攀升至九厘（崇祯朝又进一步升至十二厘）。

不是明廷嫌民众负担太轻或太安逸，也不是明廷被女真刺激的失去理智。而是明军在萨尔浒、辽沈、广宁持续大败、精锐丧尽。别说加税可能逼反百姓，就算是海内沸腾，明廷也得加税。

天启处决熊廷弼的诏令，虽有甩锅泄愤但也直诉了这种无奈的饮鸩止渴：

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始则托病卸担，荐袁应泰而辽阳亡；既则刚愎不仁，望风先逃，而河西失。当是之时，不知费国家几百万金钱，丧军民几百万性命，而征兵西蜀则西蜀变，风闻山东，则山东乱，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宁，斯其罪难擢发数矣。
《明熹宗实录·卷六十二》

军事上打不赢，政策上就没什么选择权。除非有人能说服女真先停手，让大明缓口气、调整几年（没有足够的军事支撑，议和也难维持）。不然换谁上都得继续加税募兵构筑防线，总不能在京师坐等女真来灭吧？

其后沉重的辽事负担，导致财政困顿明廷无力赈济西北，进而促生流民大起义。为了在防御女真的同时平灭各地流民军，又不得不继续加派以募兵，步入流民军越剿越多的恶性循环。

朝廷很清楚加派之害，但也清楚这些问题只有在保有统治权的前提下才是自己的问题。所以崇祯也只能和他皇兄一样“饮鸩止渴”。

换一个角度来看，如果明军能在萨尔浒给予女真重大杀伤，那么明廷的选择就很多了。可“安内先攘外”，再勒一两年裤腰带，先把后金除掉（或者击垮打服）。也可“攘外先安内”，利用女真恢复的窗口期，调整收支先缓和内部矛盾 ……

至于明廷的内斗，其实和军事也密切相关，尤其是南明诸政权。

首先，明末好几次“朝堂血洗”的触发都源于战败。比如，魏忠贤逼帝师孙承宗致仕，是借“柳河之败”。阉党对东林的总攻，也是围绕“封疆案”（广宁惨败）展开。“己巳之变”，不仅导致蓟辽巡抚、总督、督师全灭，朝堂中枢也再次被血洗。

不能说没有“战败”就不会有内耗，但也不能说这些内耗不受“战败”的影响。

到了南明时期，由于招安各路割据势力以及流民军，明廷内部的争权内耗更为严重。不是朝廷的中枢大员不明白军阀之害，而是丢掉北方军镇后，直属明廷的战力更为孱弱，为了生存只能饮鸩止渴，寻求外部协助。

注：南明的弘光政权最初想以承认满清地位、割让关外等条件换取满清帮助剿寇，即“联虏平寇”。但清廷意识到南明的孱弱后，果断选择将南明和流民军一起打。

这些军阀当然也明白这点，但他们也清楚自己不愿为他人做嫁衣，更清楚只有自己斗争掌权后，才有资格去解决内耗的问题。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亡国也要内斗。

与之相对，女真能入主中原的主因之一，恰恰是强悍的军事能力让他们有更多选择以及容错空间。

作为一个山野部族，女真在人丁、物产、财税等方面与大明有断崖式的差距。原本明朝无论怎么耗，都能磨灭女真。但军事优势不仅让女真能直接去大明“搬人搬物资”，还能反过来让明廷耗不起。

至于内乱，女真同样严重。

比如努儿哈赤晚年的各种倒行逆施（如杀无谷人），导致辽东经济和秩序全面崩溃，“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残杀，致国中大乱”。但明廷未能借机剿灭女真，不就受阻于其强悍的军事能力么。

努尔哈赤死后至顺治亲政，满清高层也长期处在残酷的权力争斗之中。比如皇太极清洗三大贝勒、皇太极死亡前后各旗的权力争斗、多尔衮摄政期间与各旗的权力博弈、顺治亲政后对多尔衮一系的清洗 ……

之所以没像大明那般越斗越弱，正是得益于军事实力对自身的保护（比如外敌乘机进攻打击等），让女真有足够的时间去消化和调整处理自身的问题。所以戚继光的奏请，不仅是他欲平北患的雄心，也是大明最后一次给自己上保险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