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成之日，凡贵国所欲，无不可议。”
作 者 | 郭松民
编 辑 | 南 方

一、郑氏家族与日本的渊源：从郑芝龙、郑成功到郑经

郑氏家族与日本的联系始于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1604—1661）。

郑芝龙早年投身海商，先随舅父黄程至澳门学习葡萄牙语，后转投当时东亚最大的海上武装海商集团首领——日本平户的华侨李旦（？—1625）门下。

李旦死后，郑芝龙继承其海上势力和人脉，逐步建立起一支以福建、台湾、日本平户—长崎为据点的庞大船队。

这支船队兼具武装走私、护航、贸易甚至劫掠等多重功能，是典型的“海盗—商业”复合集团。其活动范围覆盖东海、南海及东南亚海域，与日本、琉球、暹罗、柬埔寨、马尼拉等地均有频繁贸易。

郑芝龙在平户期间，娶当地女子田川氏为妻。1624年，田川氏于平户千里滨产下一子，即日后著名的郑成功。

郑芝龙另有一子田川七左卫门，过继予日本田川家族，后定居长崎，长期负责郑氏集团与日本之间的贸易联络与资金调度。田川七左卫门的后代在长崎世袭唐通事（长崎港的官方翻译官，具体负责处理与中国有关的通商与外交事）之职，成为郑氏家族在日的常设代理人。

郑芝龙集团与日本德川幕府的关系，本质上是利益驱动的贸易关系。

郑芝龙向日本输入生丝、丝绸、鹿皮、药材等商品，从日本换回白银、铜、刀剑、火绳枪等物资。尤其重要的是，郑芝龙通过与日本商人及幕府官员的交往，在长崎建立了稳固的商业据点。

郑芝龙降清（1646年）后，其在日本的商业网络和人脉关系由郑成功继承。

郑成功七岁之前生活在平户，能通日语，对日本文化有亲近感。其生母田川氏在郑芝龙降清后自尽（一说死于乱军之中），郑成功遂矢志抗清。

郑成功继承郑芝龙的海上武装力量，并利用父亲在长崎遗留的人脉与资金，持续与日本保持密切往来。

郑成功曾多次遣使赴日，请求德川幕府提供军事援助。

据《华夷变态》及日方档案记载，1658年前后，郑成功派遣使者携带亲笔信至长崎，希望幕府派兵相助，并提供火绳枪、火药、铜钱等物资。

幕府虽未直接出兵，但允诺提供一定数量的军需物资。

长崎的华人商人及田川七左卫门亦从中斡旋，促成部分物资运往台湾。郑成功在台期间，德川幕府曾提供铜、火药、大米、火绳枪等，以资军需。

郑经（1642—1681）为郑成功长子，袭延平王爵，主政台湾明郑政权凡十九年。

郑经全面继承了郑氏家族在日的商业网络与人脉关系。田川七左卫门的后代仍在长崎负责郑氏贸易，郑氏的“东宁船”常年往返于台湾与长崎之间，大量输入日本银、铜、铅、盔甲等军需物资。

正是在这一深厚的血缘、商业与外交基础上，郑经得以在清军压境、三藩起事的关键时刻，连续三次派遣使者赴日乞兵。

二、郑经三次遣使日本乞资

郑经主政期间，先后三次向德川幕府遣使。

“乞资”是指郑氏请求幕府将家族寄存于长崎的钱款发还，以充反攻军费；更核心的诉求是“乞兵”——请求日本直接派兵协助反攻大陆。

三次乞资中，以第二次（1674年）最为关键，其遣使信函被完整收录于《华夷变态》，成为研究郑经对日外交的核心史料。

1、第一次乞资：康熙二年（1663年）

康熙二年（1663年），郑经遣使携《致长崎王殿下书》赴长崎，请求幕府将郑氏家族存于长崎的钱财发还，以充反清军资。

此番请求未得幕府积极回应。更关键的是，郑氏在长崎存入之款已于此前被人提取——郑泰之孙郑奎舍与侄子郑按舍当时已降清，抢先领走了这笔钱款，致使郑经意图完全落空，第一次乞资即告失败。

2、第二次乞资：三藩之乱期间（1674年）——最详尽的承诺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于云南起兵反清，耿精忠在福建响应，郑经也趁机渡海西征，占领厦门、漳州、泉州等地。

此时，德川幕府正密切关注清朝的局势。

1674年7月8日，吴三桂和郑经的檄文抄写本通过长崎唐通事递送至江户。同年10月，经由琉球—萨摩路线的战争报告亦送达幕府。随后，来自朝鲜的对马藩报告也相继呈递。

一系列情报表明清朝面临严重危机，“对于许多期待明朝光复的日本和朝鲜的观察者来说，清朝似乎在第三代就会灭亡”。

正是在此背景下，郑经遣使携信函赴长崎，向长崎奉行递交了乞兵信。据《华夷变态》所录，信中所述内容极为具体，明确列出了事成之后给予日本的回报：

“俾孤得藉贵力，扫荡腥膻，克复江南，还我河山。事成之日，凡贵国所欲，无不可议：通商互市，永结和好；沿海诸港，任贵国往来；世世子孙，以信义相保。”

这封信函提出了空前优惠的条件——“凡贵国所欲，无不可议”，并具体列举：通商互市并永结和好、任由日本商船出入中国沿海各港口、以信义世代相保。

然而，德川幕府经过内部讨论后，最终拒绝了出兵请求。

幕府的决策过程如下：据载，幕府曾专门召集德川御三家（尾张、纪伊、水户三藩主）讨论此事。德川义直、赖宣、赖房三人皆主张出兵支援，然幕府大老井伊直孝以“无益”为由坚决反对，力阻出兵。最终井伊直孝意见占上风，出兵计划被否决。

此后，幕府干脆回绝了郑氏趁三藩之乱联合作战的建议，仅维持贸易往来，不提供任何实质军事援助。

3、第三次乞资：约1677—1678年

郑经第三次遣使赴日，结果与前两次相仿。德川幕府虽对明郑政权持一定友善态度，却始终拒绝派遣援军及归还钱款。“除了日本为了表示友善而援助的军需物资之外，一个兵也不派。直到（澎湖海战后）郑氏一门完全归顺之时，日本国依旧没有理会。”

三、德川幕府对中国情报的搜集机制与《华夷变态》

德川幕府自17世纪30年代起实行锁国政策，仅保留长崎、对马、萨摩三个窗口对外交往，其中长崎是与中国及荷兰贸易的唯一港口。

幕府虽锁国，却高度重视对中国形势的监视。所有抵达长崎的中国商船，船主须立即接受长崎唐通事的询问，陈述中国大陆近期发生的重大政事、战况等，所提供的情报被称为“唐船风说书”。

这些风说书经长崎奉行上报江户幕府，由幕府儒官林春胜、林信笃父子汇编成册，即《华夷变态》。该书共收录文件约二千余件，涵盖时间从1644年至1724年，是研究清初中日关系史乃至东亚国际关系的核心史料。

《华夷变态》一书的书名具有强烈的政治意涵，意为“夷狄占据中华王朝”，反映出日本对中国明清鼎革的立场——视清朝为“夷狄”，期待明朝恢复或汉人政权的光复。

郑氏三代向日本遣使的书信，以及大陆政治局势的种种情报，正是通过这一制度化的情报渠道传递至幕府中枢，被收录在《华夷变态》之中，得以保存至今。

四、简短的结论

终郑经一世，其与日本德川幕府的交往脉络清晰：依托家族历史渊源，前后三次遣使向日本乞兵反攻大陆，均因德川幕府锁国政策而未能如愿。

军事求援失败后，双方长期维系海上贸易关系。

郑经的对日外交，始终围绕明郑政权对抗清廷的现实需求展开，虽未达成借兵复国的目标，却让郑氏政权与日本的海上联系得以延续，成为这一时期东亚海上交往中一段特殊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