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有一个企业主生活敬虔，他养育了8个儿女，希望有5个能成为宣教士，自己乐意支持他们的费用。

结果，他有三个儿女来到中国，为这个遥远的国家做出重要贡献。其中有一个儿子巴富义（Emil Fischbacher）更是把生命献给中国。

巴富义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格拉斯哥大学，取得英国皇家内科学院和外科学院颁发的行医资格，随后在曼彻斯特开业，当了一名职业医生。

1931年5月，28岁的巴富义在宣教杂志《亿万华民》读到一封呼吁年轻人去中国的公开信。他关闭了自己的诊所，加入向中国宣教的中华内地会。

巴富义

经过几天的海路颠簸，巴富义一行六人于1932年2月1日抵达上海。此时的上海，正炮火连天，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进攻闸北的日本侵略军。巴富义来不及休息，便投入救治伤员的行动。

在上海停留两周后，巴富义等人离开上海，去安庆的内地会语言学校学习汉语。两个月的学习结束后，巴富义同来自英国、美国、澳洲的五个年轻人被差派到新疆迪化（乌鲁木齐）。

动身去迪化之前，内地会特意安排巴富义回上海，与从山西赶到上海的大姐巴若兰会面。

早在10年前，巴富义的大姐巴若兰就已经来到中国，在山西等地宣教，对倪柝声、杨邵唐等中国教会领袖产生过重要影响。看到弟弟的成长，巴若兰非常高兴。巴富义告诉姐姐自己即将奔赴新疆，认为这是至高者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在巴富义等人去新疆之前，内地会已经有两位宣教士在这里工作。

最早来新疆的内地会宣教士胡进洁（George W. Hunter），苏格兰人，于1906年3月27日，从甘肃独自进入新疆。1914年，英格兰人马尔昌（Percy Cunningham Mather）来到新疆帮助胡进洁。

去新疆最方便的路线，就是乘火车绕行西伯利亚，再从北疆的塔城进入，但苏联拒绝给宣教士签证。最终，几个宣教士决定自己开车去新疆。

为了帮助这些年轻人，老宣教士胡进洁从新疆赶来。他们在天津买了两辆福特货运车，于1932年9月13日启程，自张家口穿过长城进入内蒙古。

近2000英里的行程，汽车在草原、沙漠、戈壁滩、干涸的河床上艰难行走。道路崎岖难行，汽车也常常遭遇故障。渡过内蒙古纳林河时，他们不得不把两部汽车全部拆解，让七只骆驼拉过河去，再重新组装。

汽车陷进沟里

除了自然环境的艰难，还常常遇到各种武装。在新疆及周边地区，活动着各种部队，有新疆维吾尔族武装、有甘肃军阀马仲英的回族武装，有白俄武装，有苏联红军，犬牙交错，充满凶险。

10月17日到达哈密，正赶上白俄军（已被迪化政府招抚）与进攻新疆的甘肃回族军交战，他们不得不绕路而行，直到11月9日才抵达迪化。

刚进入新疆不久，巴富义就在各族民众之间展开义诊，救治了许多百姓。然而，一度被击溃的马仲英回族武装卷土重来，联合新疆的东突厥武装，对迪化形成合围之势。城内的军队则有迪化当地的武装、赶来支援的东北义勇军以及白俄归化军。

在新疆的哥萨克武装

残酷的迪化围城战造成双方士兵大量死伤。宣教士紧急搭建起三座战地医院，对不同派系的伤员展开抢救，巴富义负责救治伤情最重的伤员。

在给大姐巴若兰的一封信中，巴富义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这是一场混乱的战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们经过。虽然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在前省长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动大手术 ......因为大多是刀伤和枪伤，但伤兵源源不绝......我首次进入医院时就见到一个股骨五处裂开的伤兵，实在恐怖！试想想300多名大小伤势的兵，有许多人尚未获救护，整个医院实在肮脏、气味难闻......我自己则忙不过来，没有仪器，甚至没有药物，也许要学习神迹医治吧。

枪伤、炸伤、刀伤......手术一个连着一个，巴富义不得不夜以继日地工作。

5月6日，巴富义在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中写道：

在三间医院中共有400多位伤兵。在我的特别医院里就有125个重伤者......这些伤兵许多人二、三个月没洗过澡，污秽不堪。他们没有足够的营养食物，抢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们这些工作过度的外国人身上。

与巴富义同时殉道的宣教士马尔昌

两天后，51岁的宣教士马尔昌发起高烧。他每天跑里跑外，给医生和伤员准备食物，同时还担任医生们的翻译。他因过度疲劳，从伤员那里传染伤寒，卧床不起。

马尔昌发病两天后，巴富义也高烧不退，倒了下来。同工们虽尽力抢救照料，但两个人还是于5月24日和27日先后离开人世，埋葬在当地的山坡上。追悼会上，迪化政府送上“舍己救人”的挽联。

两位宣教士的坟墓，今天依然有人献花纪念

巴富义历经千难万险来到新疆，不过六个多月的时间，去世时还不满30岁。

消息传到英国，很多人为这个年轻的医生感到惋惜，也有人认为他的新疆之行并不值得，是浪费生命。但巴富义的家庭并不这么看。在他去世后，他的兄弟巴辅胜又来到中国，在中国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无奈离开。

面对巴富义新疆之行是否值得的质疑，《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奋笔疾书，写了一本纪念巴富义的书，书名是《何竟如此》。

《何竟如此》扉页上是一句来自经上的话：“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海恩波以那个古老的故事，透视巴福义生命的价值。

在伯大尼，有一个女人打破一瓶极其贵重的香膏，浇在Jesus的头上。在场的几个人不高兴，说：“何竟如此枉费香膏呢？”Jesus回答他们说：“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

这瓶贵重的香膏就像一个人美好的生命。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年龄长短，而在于是否为爱而活。为了来自至高之处的爱献出自己的生命，就像这瓶珍贵的香膏一样，是真正值得纪念的美事。

正如海恩波在这本书中所写的那样：“衡量人生价值的尺度，是‘施’而不是‘受’。不必在意饮酒若干，只需关注倾酒几何?”

阅读宣教史，发现很多年轻的宣教士死在中国。在天津、沧州一代治病救人的英国医生路博施以及博施医院的院长、英国传教士潘尔德医生去世时都是30岁左右；英国宣教士艾渥德师母和小聂姑娘1900年在山西殉道时，都是30岁；1929年，美国传教士贝素贞在甘肃救济灾民时，因感染伤寒去世，不满30岁......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祂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来过这个世界，是为了告诉人们，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并非灵魂的归宿，有一个更美的世界，更值得人们用生命去追求。

本文写作参考资料：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寻访传教士的足迹；海恩波《何竟如此》；单传航《新疆基督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