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光禄寺的饭有多难吃呢？

光禄寺茶汤甚至被列为“京师十可笑”榜首，成了整个明朝的笑话。

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好好聊聊这段历史~

光禄寺的“茶汤”最初是正经的“皇家特供”。

“茶汤”其实不是茶。明朝永乐十九年（1421年），朱棣迁都北京后设立光禄寺主理祭祀礼仪。为了在寒冷的郊外祭祀时让皇室成员和百官暖身充饥，光禄寺发明了一种“方便食品”——将小米（稷）或糜子磨粉，用滚烫的开水冲成糊状，再加入糖、果脯、芝麻、核桃仁等调配而成。

在天寒地冻的郊外，一碗热气腾腾、香甜滑爽的茶汤下肚，那叫一个舒坦。群臣尝了赞不绝口，茶汤很快成为光禄寺的招牌。

明代文献甚至留下了这样的记载：“翰林院文章，太医院药方，光禄寺茶汤，武库司刀枪”——把茶汤和翰林文章、太医院药方并列，可见其当时地位之高。

后来，这项技术流传到民间，在北京、天津等地演变成了深受老百姓喜爱的小吃。天津的“龙嘴大铜壶”茶汤，至今仍是当地非遗项目。

然而，谁也想不到，这碗曾经备受赞誉的茶汤，后来竟成了满朝笑柄。

问题出在哪里呢？那还得从光禄寺这个“系统”本身说起。

光禄寺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掌管宫廷祭祀、朝会、国宴的饮食供应，下设大官署、珍馐署等多个部门。雇员数千，每年经费高达三十六万两白银。在这样庞大的系统里，“茶汤”的首要目标不是“好吃”，而是“不出错”。

于是，光禄寺发明了一种超越时代的“智慧”——预制。

鸡鸭鱼肉，必须提前一天甚至几天炖好、炸好。为了防腐，重油重盐；为了随时待命，菜做熟了就一直温在蒸笼里，或者放凉，吃的时候再浇一勺热卤汁。

在光禄寺看来：如果为了追求“锅气”让皇帝多等十分钟，那是效率低下；如果因为现炒导致一盘菜没炒熟，那是掉脑袋的大罪。

所以，哪怕再不好吃，光禄寺也会坚定地把那盘早已做好的“安全冷饭”端上去——可想而知这味道如何了。

更要命的是贪污腐败。光禄寺的经费被官员、太监层层盘剥。《明会典》记载光禄寺每年要采购牲口十万只——皇帝再能吃也吃不完，剩下的自然进了大小官员的腰包。

嘉靖年间，光禄寺一年花三十六万两，皇帝却吃着“下料”。大学士严嵩调查后列出了四大“冒费”问题：没有印记的手票随意取钱、内外衙门虚报开支、门禁不严任人偷盗、瓷器采购泛滥。

嘉靖七年（1528年），京城流传起一首“京师十可笑”的民谣：

“光禄寺茶汤，太医院药方。神乐观祈禳，武库司刀枪。营缮司作场，养济院衣粮。教坊司婆娘，都察院宪纲。国子监学堂，翰林院文章。”

这十个“名不副实”的机构里，光禄寺茶汤高居榜首。

清朝史学家章学诚在《乙卯札记》中也说，北京人流传的十件可笑之事，排名第一的就是“光禄寺茶汤”。这十可笑并非笑话，而是讥讽那些本该专业的机构，做的事既不专业也不靠谱。

有好事者甚至把“十可笑”写成大字报贴到朝堂上。嘉靖帝大怒，派出锦衣卫千余人四处抓人，逮捕十余人，差点以“妖言罪”论斩。

幸亏刑部尚书胡世宁说这只是年轻人传播市井笑话，才降为徒杖之刑了结。

为了一碗茶汤，皇帝差点杀人——这大概是历史上最离谱的“食品安全”案件了。

其实，光禄寺的饭菜不只官员和百姓吐槽，就连皇帝本人也深受其苦。

嘉靖皇帝自己就曾经愤怒抱怨：“朕日用膳品皆下料，无堪御者”——我每天吃的都是下等材料，没一样能下咽的。他还质问：“十坛供品的花费，还不够一次茶饭。这三十多万两银子，到底花哪去了？”

他的孙子明万历皇帝更绝——直接让太监偷偷出宫买街边烧饼。堂堂天子，宁可吃路边摊也不吃光禄寺的“御膳”。

到了清朝，情况也没好转。嘉庆年间，翰林顾元熙在品尝光禄寺官饭后，写了一首词生动吐槽：

“蹄子小多毛……海参倔强蹄筋跳，鱼虾瘦夭，鸡鸭寿高。冬舂米饭黄而糙。”

这描述相当有画面感了：蹄子毛没拔干净，海参硬得像橡皮在碗里跳，鸡鸭老得咬不动，米饭又黄又糙。

当光禄寺的饭菜招待外宾时，还遭到官员投诉：“每碟肉不过数两，而骨居其半；饭皆生冷，酒多掺水而淡薄无味……安南、朝鲜知礼之邦，岂不讥笑？”

用这样的冷饭淡酒来招待外宾，面子都丢光了。

看到这里，你应该也明白了，光禄寺茶汤的“难吃”，就是一个庞大官僚系统运行下的必然结果。

当做饭变成了敷衍的流程，当所谓的“安全合规”比能吃好吃更重要，那么再好的食材、再好的厨师，最后也只能被白白浪费了。

可笑的是，光禄寺茶汤在宫廷里人人嫌弃，流入民间后却去掉了繁琐的排场和腐败的成本，回归了食物本身。

在北京、天津等地，它成了一道广受欢迎的传统小吃。天津的“龙嘴大铜壶”茶汤、北京的“茶汤李”，至今仍是当地美食名片。

一碗茶汤，宫外宫外的评价却走向了两极，这大概就是对“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最辛辣的讽刺了吧。

以上就是关于明朝光禄寺茶汤的内容~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