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关》

鲁迅的《出关》创作于1935年12月，最初发表于1936年1月20日上海《海燕》月刊第一期，后收录于《故事新编》。这篇小说以老子“出函谷关”的历史传说为素材，却将一位被后世尊为“道家始祖”的智者，塑造为一个迂钝、木讷、被迫逃离的落寞老者。老子与孔子的两次对话，暴露了思想者在权力博弈面前的无力；老子在函谷关被迫讲学，面对的却是一群昏昏欲睡、对“道”毫无兴趣的听众；他匆忙写下的五千字讲义，被随手搁在杂物架上，成为无人问津的废纸。而老子自己，则在出关之后不知所踪——他的离去，不是主动的“超脱”，而是被新势力排挤后的无奈逃亡。

鲁迅写《出关》，表面上是讽刺老子的“无为”思想在现实面前的无用，但其真正的矛头，指向的是更深刻的时代问题：为什么每一次“变革”之后，社会依然回到旧的轨道？为什么那些试图改变世界的思想家，最终都被现实逼退，而民众依然在沉默中承受着不变的奴役？老子被迫出关，正是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命运的隐喻——那些曾经心怀理想、试图唤醒民众的人，在专制权力的反复碾压下，要么被边缘化，要么被同化，要么只能黯然“出关”。而民众，依然在关内，继续着他们“被奴役”的日常。

小说中，老子与孔子的两次对话，是理解《出关》的关键。第一次对话，老子教训孔子：你只看到了“靴子踏成的痕迹”，却忽视了“靴子自身”。意思是，不要只追随既有的经典和规则，而要理解那背后的根本——“道”。这是对僵化教条的批判，也是对创造力的呼唤。第二次对话，孔子说自己理解了老子的意思，但老子却从此决定出关。鲁迅暗示，孔子并非真的理解了“道”，而是利用了对“道”的某种解释，来建立自己的权威体系。孔子走后，老子的处境急转直下——他的思想被曲解、被排挤，最终不得不离开。

鲁迅在这里，揭示了知识分子在权力更迭中的普遍命运：旧权力垮台时，他们曾短暂地被需要、被倾听；但当新权力站稳脚跟，他们就会被抛弃、被边缘化。孔子代表的是新的话语权，他吸收了老子的某些思想，却将其改造为更适合统治的版本。而老子，则因为坚守自己“不争”“无为”的真义，无法适应新的权力秩序，只能选择退出。

这种处境，与辛亥革命后的启蒙知识分子何其相似。他们曾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但当政治局势趋于稳定，当新的统治秩序确立起来，他们中的许多人就被边缘化了。他们的话语被挪用、被稀释、被曲解，而真正的批判精神则被排挤到社会边缘。鲁迅本人就是这种命运的亲历者——他一生都在呐喊，但在晚年越来越感到，自己的声音正在被不断扩大的喧嚣所淹没。

老子到了函谷关，被守关的官员拦下，要求他讲学才能放行。他面对着一群由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和厨师组成的听众，开始宣讲他的“道”。他引经据典，讲“道可道，非常道”“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但这些话在听众耳中，不过是“苦脸”“打哈欠”“打瞌睡”的催化剂。没有人听懂他在说什么，没有人关心他在说什么，他们只想着什么时候可以结束，去吃晚饭。

这段描写，是鲁迅对思想传播困境最辛辣的讽刺。在一个缺乏思想传统的庸常社会里，深刻的哲学只会被视为“老套”，智者的声音只会被当作“讨厌的噪音”。民众关注的不是“道”本身，而是现实的利益——能不能吃饭，能不能睡觉，能不能安稳地过日子。老子试图教他们理解世界的本质，但他们只想从这个世界中获得一点安全感。这种根本的错位，使任何超越性的思想都变得“无用”。

而更令人心寒的，是讲学结束后，老子留下的五千字讲义被随意放在搁杂物架上，无人过问。他的“出关”之举，最终只留下了一堆不被阅读的文字。听众们甚至在背后议论他，品评他的木讷与迂腐。这种“被遗忘”的结局，比被直接排斥更加悲哀——至少排斥证明你还有威胁，而遗忘则意味着你从未被真正认真地对待过。

出关之后：专制命运不改，民众依然在关内

老子的出关，是他个人的解脱，却也是社会问题的暴露。他走了，但他留下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函谷关的官员继续他们的日常，巡警继续巡逻，签子手继续签子，账房继续算账。老子讲不讲“道”，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民众继续过着他们被奴役的生活，思想者则继续被边缘化、被遗忘。

鲁迅用“出关”这个意象，隐喻了觉醒者的最终命运——你发现了这个社会的荒谬，你试图改变它，但你最终发现，你改变不了什么。你只能选择离开，像老子一样，骑着青牛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但你的离开，并不会改变关内的世界。新的权力会继续建立新的秩序，新的庸众会继续制造新的无聊，新的思想者会继续被排挤、被遗忘。

这不仅是老子的命运，也是鲁迅本人对自己处境的深刻认知。他写了那么多的文章，批判了那么多的问题，但到了晚年，他依然看到：专制没有消失，看客依然成群，奴性依然牢固。他无法“出关”，因为他无法放下那些还在关内的人。但他也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靠他一个人的呐喊，无法撼动那个庞大的铁屋子。

《出关》写于1935年，距离辛亥革命已经过去二十多年，距离五四运动也已有十余年。鲁迅亲眼见证了旧王朝的崩塌、新文化的兴起、军阀的混战、政权的高压。他曾对变革抱有希望，但现实一次次让他失望。革命的果实被旧势力窃取，新的话语被权力重新编码，而民众依然在生存的重压下沉默。

鲁迅在《出关》中借老子与孔子的关系，揭示了这种“革命—收编”的循环逻辑：孔子代表了那种善于吸收、转化、利用旧思想来巩固新权力的势力。他不再像旧势力那样赤裸裸地镇压，而是学会了用“道”的语言来包装自己的统治。老子的真“道”被扭曲，被简化，被用作粉饰。而那些真正的批判者，则被排除在新体制之外，只能选择“出关”。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变革，是鲁迅对辛亥革命后社会现状最深沉的失望。旧有的专制结构没有被打破，只是换了一副面孔；旧的奴性文化没有被改造，只是换了一种表达方式。民众在新的旗帜下重复着旧的屈辱，而思想者则在新的口号中重复着旧的边缘化。

《出关》的结尾，老子消失在关外，留下一个模糊的背影。他的“出关”，是一种个人的解脱，却也是一种精神的放弃。他不再试图改变关内的人，不再试图解释自己的思想，只是默默地离开，留下一本无人阅读的书和一句“道可道，非常道”的回声。

鲁迅没有给出乐观的答案。他没有说“下一次变革一定成功”，也没有说“民众终将觉醒”。他只是通过老子的出关，向所有试图改变世界的人提出了一个沉重的问题：如果你的努力最终只换来一本被遗忘的讲义，你还会选择出发吗？如果民众始终无法理解你，你还会继续呐喊吗？如果专制永远以新的形式复活，你还会继续战斗吗？

老子的回答是“出关”，但鲁迅没有出关。他选择留下来，继续写，继续喊，即使他知道自己的声音可能也会像那五千字讲义一样，被随意搁置。鲁迅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他看到了出路，而在于他即使看不到出路，也不肯停止寻找。老子的出关，是一种智慧；鲁迅的“不出关”，是一种更深的智慧——它承认了黑暗的漫长，却依然选择在黑暗中守夜。改变社会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专制会反复，权力会重新编码，民众会继续麻木。但每一次“出关”式的退场，都不应该是终结，而应该是下一次出发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