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启五年八月，明军袭取耀州未果并败于柳河。虽然战损不算大，但对明廷的影响却不亚于广宁之役。不仅督师孙承宗、巡抚喻安性、总兵马世龙相继受累离职，明廷对辽事的态度也发生逆转，撤防回守榆关之声再度响彻朝堂。

此战发生前，关宁锦防线已构筑近四年时间。朝廷耗费两千多万两白银，却未主动收复寸土（明军与后金在关外已三年未战）。朝廷不满督师“畏缩不前”的声音渐盛，并开始质疑其战略。

倍感压力的孙承宗亟需一场胜利，来回击相关质疑。恰巧降儒刘伯镪叛逃并带回一个情报，“四王子见住耀州，兵不满三百（一个牛录）”。由此孙承宗和马世龙决定利用定期巡查三岔河的机会，趁敌不备渡河并突袭耀州等地。

刘伯镪的情报可信么？至少两个月前东江镇“战五渣”的表现，就能把它给否了。

（六月）二十七日，毛文龙之三百兵於夜间前来，至耀州之南顺兑牛录住所之土墙下，欲越墙而过。时被村中三妇人所见，将车辕靠於墙上，由青佳努之妻执其夫之刀先行登上，另二妇亦相继登上，一同砍杀驱赶，迫使三百兵自墙上跳下，皆逃之。
《满文老档》

不论东江镇的真实战力如何，既然敢登陆夜袭，就不可能连三妇人都不敢打（妇女还是重点劫掠的“优质物资”）。必然是发现这处牛录人员齐备，且被妇人示警后丧失了先机，不跑很有可能被反杀。

城外一个屯村就有一个牛录（满编三百丁壮），耀州城怎么可能连三百兵都没有？但这个情报并没有传至关宁军，孙承宗也未获取到这方面的情报（明廷官档里没有相关记录）。

这个锅虽然不能简单甩给毛文龙和孙承宗，但明军和明廷也无法推卸责任。糟糕的军制以及职权划分，让明军各镇不仅各自为战，而且互信、情报互通近乎于零。别说协作不用想，能不互相拆台就不错了。

另外广宁大战后，后金将重心转向蒙古诸部以及野人女真，耀州也成为它防御明军东进的重要据点并持续加强防御。

比如，天启元年后金命八都里，“选精兵良马，率二千往耀州”；天启三年，“游击泰珠、陶退率兵五百，前往耀州戍守之”；同年大贝勒（代善），“遣诸大臣丈量耀州之筑城地”；天启四年又陆续增派正蓝旗达柱虎（副将）、哲尔格讷（游击）、正白旗华善（游击）率部前往耀州戍守 ……

这也从侧面反映，当时的关宁军和明廷，均没有针对后金建立起有效的情报侦察系统。因为没能力主动核实，所以对偶然传回的情报，要么是嗤之以鼻（如己巳之变前），要么是盲信（如这次攻袭耀州）。

但战争、战役并不能靠两眼一抹黑的“盲赌”，因此此役开打前，明军和孙承宗就已输了先机。

除了情报方面的缺失，此次战役筹划也非常地“想当然”。

袭取耀州的前提是渡过三岔河，而大军想快速过河就得有船。可能是想打后金一个措手不及，孙承宗和马世龙玩了一个“约期过河”。命前锋军和觉华岛水师（金冠部），于23日在三岔河会师。

不说明军各部协作的低效率，觉华至三岔河有三百多里水路，不确定因素太多（如逆流、风浪等）。约期近乎于不可能，但孙承宗、马世龙就是觉得没问题（茅元仪质疑过，但没人听）。

结果前锋明军到达后等了两天不见水师，只得用七艘小渔船渡河（每船一次只能渡七八人），直到28日才送过去七百骑兵和八百枪炮手。后续到达的明军主力（马世龙部），更是没过河的机会。

虽然觉华水师的失期把先锋军搞得狼狈不堪，也让耀州知晓了明军动向。但由于之前情报上的缺失，让将领们的信心依然很足，认为攻占耀州轻而易举。统领过河骑兵的张文举、郝自演等将，不待主力过河就独自去攻击耀州（可能是想抢功）。

不仅中了埋伏而败退，还冲散在河边扎营、搭桥（浮桥）的鲁之甲、李承先部，明军主力也只能隔河相望干着急。至此焉有不败之理？最终只损失四百余兵、六百多战马，已属侥幸。不过此役，也不能说是彻底失败，因为进攻分了两路。

时之甲、承先与左辅三先锋分道出，左辅自上流至船城，船城民杀一固山夷贼数十，全城而还。船城近沈阳二十里，奴闻变，皇遽欲遁，无暇南下。惜喻抚格之，舟师至廿八竟不至。不然，则辽阳、海州竟可复也 ……
《督师纪略·卷十二》

除了李承先、鲁之甲这路袭击耀州之外，孙承宗还安排参将左辅领一部从上游绕道攻向沈阳，搅乱后金部署以及吸引后金援兵。这一路相对顺利，攻下距离沈阳二十里船城并斩固山额真（八旗高级爵位）一名。

最后被迫撤退时，左辅这路不仅没什么损失，还带回了五百余辽民。所以关宁军的战斗力也不是一些朋友想象的那么差。

此役战罢，明金双方都折腾出了很大的动静。

阉党为了扳倒在天启心中颇具分量的“督师辅臣”孙承宗，先是集火攻击、弹劾马世龙。后为了攀附以及加重孙承宗之罪，又开始刻意夸大广宁军的战损（空饷加战败逃军），比如被王在晋在《三朝辽事录》反复刷的“五万八千”梗。

注：孙承宗有没有吃关宁军的空饷，阉党就替他证明了。孙承宗去职后，梁梦环出任巡关御史主查辽军账目，连四年前熊廷弼经略期间的十七万两“亏空”他都能翻出来，孙承宗真贪了，哪里跑得掉。

最终孙承宗去职归乡，但明廷似乎也被自己营造的“惨败”给吓着了。再也没人叫嚣东进辽东、剿灭建奴，开始嚷嚷退守榆关、先确保皇帝和朝廷安危。由此大明的辽东战略再次逆转，将关外防线从锦右后移至宁远，关外数年经营算是大半白干了。

后金方面，因刘伯强的告密和聚众叛逃，让本就不信任外族的努尔哈赤愈发敌视汉民，开始针对辽东的汉籍士绅官吏展开清洗和屠杀，后金政权和辽东民生，都由此步入了最为黑暗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