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参考历史资料结合个人观点进行撰写，文末已标注相关文献来源

（永历帝 朱由榔 小像）

公元1644年，在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一年，是风云变幻的一年。

当年四月，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北京，崇祯皇帝上吊自尽，明朝的全国性统治宣告结束。

按理说一个王朝已经灭亡了，那么就该是下一个朝代的故事，但有意思的是，明朝在这一刻并未真正走向结束。

在江南，明朝的残余势力先后建立了小朝廷，如弘光，隆武，永历，历史上把这一段时间统称为“南明”，他们在长江以南苦苦支撑，试图光复大明江山这个已不可能再实现的事情。

到1659年前后，情况越来越糟，清军大举南下，初尝胜利战果的李自成军，张献忠军早已因为各自错漏百出的执政方针而大势去矣，南明政权在清军的威压下也是节节败退，地盘越缩越小。

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是永历政权，永历皇帝朱由榔，他带着永历小朝廷是一路逃跑，从中原逃到江南，从江南逃到西南，最后逃到了广西一带。

永历政权到了今日之境，其实已是名存实亡，外部呢，是清军步步紧逼，军事施压，内部是权臣争斗，党争不断，历史上任何朝代都存在党争，尤以北宋和明朝为典型，其中又以南明党争之残酷，之剧烈，之魔幻而一路领跑，南明诸政权内斗到什么程度？明天就要亡国灭种，今天大臣们还在想着击败政敌，以至于皇帝来说，毫无威信可言，完全是提线木偶，任人摆布的存在。

走投无路，坐等灭亡的绝境下，南明朝廷却突发了一个奇思妙想，他们想要向万里之外的罗马教皇求救。

其实这是很奇怪的，明朝的皇帝，怎么会想到在远在欧洲的教皇？两个人之间感觉也不应该产生任何关系啊？

这就要从南明和天主教的关系开始说起了。

在明朝的末年，曾有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到大明，这些人广泛的活跃在民间，很多甚至还进入到了明朝的宫廷之中，在宫里还颇有影响力，传教士和大明皇帝们的关系也很密切，南明时期也是如此，比如永历朝廷里就有一个德国传教士，叫做瞿纱微，他在宫中传教，使朱由榔的嫡母王太后，生母马太后，以及皇后啊，太子都受洗皈依了天主教，她们甚至还都有了外国名字，王太后叫烈纳，皇后叫亚纳，太子叫公斯当定，您想皇室都这样了，那南明朝野信教之风必然盛行。

皇帝的母亲，一国之圣母竟然信了西洋宗教，这在当时来说可称为石破天惊的大事儿，很不可思议，但如果结合当时的处境来看，也不难理解，南明从建立之初就时不时面临生死存亡的情况，朝廷多拜一个神，就多一条路，何况这些传教士的背后是西方国家，他们拥有一样南明急需的东西，那就是先进火器。

当年袁崇焕在宁远之战是怎么打赢出道以来未逢一败的努尔哈赤的？根本原因就是袁崇焕使用了从葡萄牙人手里买来的火炮。

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可见西洋火器使明军在和清军作战的过程中占据过一定优势，这些经历使南明朝廷，尤其是皇室，让他们对西方力量抱有幻想，如果能请来西方军队帮助，或许就能逆天改命。

（史料中对于庞天寿的记载）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叫做庞天寿的太监向朱由榔提出建议，可以写信向罗马教皇求援。

这个庞天寿啊，他本身就是一个老牌天主教徒，我们知道明末有一个著名传教士，叫汤若望，庞天寿还在北京的时候，就和汤若望有接触，受汤若望洗礼入教，而且他在南明朝廷地位不低，是司礼监掌印太监，庞天寿这么一说，朱由榔马上就心动了。

公元1650年，求救信从广西发出，开始了它的旅行。

这封信，是以王太后的名义写的，信中向教皇表达了自己皈依天主教的诚意，希望教皇可以多派传教士来大明，当然更深层的意思是希望借此获得西方的军事援助，庞天寿也另写了一封信，也是诸如此类，求援教皇。

两封信写完之后，谁来送呢？南明朝廷组织了一个使团，一说使团，感觉好像浩浩荡荡很多人，但当时能力有限，使团里只有两个人。

正使叫做卜弥格，是一个神父，波兰籍耶稣会士，此人出身波兰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是波兰国王的御医，他在公元1643年来到明朝，之后在明朝廷内活动，卜弥格学识渊博，非常厉害，还精通多国的语言。

副使叫郑安德肋，是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此前是朱由榔身边的仪卫士兵，郑安德肋就是明人，但也是一个天主教徒。

可以说，这是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小，但却走的最远的外交使团，没有如长龙一般的随行队伍，也没有威风凛凛的仪仗，只有两个孤单的身影，怀揣两封书信，踏上了未知的旅途。

使团从广西的梧州出发，第一站是澳门，然而才到澳门，坏消息就传来了，清军已攻破广州，广州离澳门近在咫尺，澳门当时被葡萄牙人控制，而葡萄牙人这个时候不得不有新的考量，是要支持这个即将灭亡的南明，还是要支持势不可挡的清朝？思来想去，葡萄牙人选择了后者，他们扣留了使团成员，后来还是经过神父卜弥格的争取，以及澳门当地的天主教大力斡旋，葡萄牙人这才肯放行。

公元1651年，使团登船启航。

一月出发，到五月，使团抵达了印度的果阿，可以说这支使团是到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的劫难，到了果阿之后，局势突变，澳门已归顺清朝，而在印度，是有葡萄牙人的办事处的，当地的葡萄牙人不再支持他们继续前进，不仅没收了使团的船票，还把使团成员软禁了起来。

卜弥格再次挺身而出，他铤而走险，和郑安德肋逃出牢房，然后机缘巧合的登上了一艘英国人（英国和葡萄牙当时属于敌对状态，所以愿意搭载使团）的商船，但很可惜，商船是做生意的，使团坐的不是顺风船，船只甚至都没有离开印度，只是从果阿航行到了印度的另外一个港口城市，叫苏拉特。

（卜弥格）

两人从苏拉特登陆，认为海路已经不安全，改走陆路，使团一路向西，穿越了整个印度的内陆，进入到了波斯，今天的伊朗，穿过亚美尼亚，最终抵达了土耳其西海岸的港口城市士麦那，也就是今天的伊兹密尔。

印度和伊朗高原的酷热，山区的严寒，时刻面临缺水，食物匮乏，以及疾病，猛兽，盗匪等等，很难想象使团是怎么把这段路走过来的。

此时已经是公元1652年底，在士麦那，使团重新乘船，又经历了五个月的海上航行，抵达了威尼斯。

最后，他们从威尼斯出发，千辛万苦，终于到达罗马。

但是很显然，罗马不相信眼泪，等待使团的没有热情的欢迎，而是高度的怀疑。

罗马教廷对使团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他们无法确认这些书信是不是真的来自于中国，来自于明朝皇室，您想那个时候欧洲人对遥远的东方知之甚少，很容易使团成员就会被当成骗子，为了证明身份，两人在罗马滞留了两年多，两年多后，从澳门和果阿才传来了证明他们身份的文件。

但即便如此，教廷也并不认为卜弥格所作的事情有多大价值，反而，在教廷内部还出现了一种指责卜弥格的声音，认为他不应该接受来自于南明朝廷的差事。

好在到1655年年底，教皇亚历山大七世终于接见了使团，教皇彬彬有礼，说他很同情南明朝廷的遭遇，但他也提供不了任何实际上的军事援助，所以最终，教皇只是写了一封礼节性的回信，让使团带回中国。

历时数年，跨越万里，换来一纸空文，不过卜弥格神父仍然决定，他要回去复命，把信带回去。

公元1656年三月，他从葡萄牙的里斯本登船，在海上漂流了两年，船队从非洲西侧绕过好望角，一路上因为各种疾病，船上不断有人死去，年底，卜弥格抵达了印度果阿附近的海域。

在果阿，卜弥格得知，此时的南明，情况越来越糟，清军已控制了广东和广西，朱由榔再次出逃，到了云南的边境。

更糟糕的是，卜弥格没办法返回到澳门下船，因为此时澳门已经彻底倒向了清朝，没办法，使团只好在果阿登上了一艘去往暹罗，就是泰国的船，公元1658年初，卜弥格抵达当时暹罗王国的都城大城。

尽管澳门方面和大多数外国人都不支持卜弥格返回南明，也不愿意因为接纳卜弥格而影响自己和新王朝的关系，但卜弥格还是继续在大城坐船，去往安南，即今天的越南。

在返程的途中，卜弥格神父经常往欧洲寄信，信中有这一路上他的所见所闻，风土人情，还有对南明将会取得战争最终胜利的信心，抵达越南之后，使团马不停蹄，终于在1659年二月抵达了中国境内。

可此时，清军已经占领了南明更多的土地，这个时候朱由榔早已不在云南，而是逃到了缅甸境内，使团无法从中国出发然后抵达朱由榔在缅甸的所在地，卜弥格决定，他要返回安南，看一看从安南是否有道路可以去往缅甸，面见朱由榔。

使团出发，是公元1650年，而此时千回百转，已经是公元1659年，将近十年的时间，卜弥格已精疲力尽，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于1659年的年末病逝于中越边境，临终之时，只有副使郑安德肋陪在他身边。

至于郑安德肋，史书上没有下文，不知所踪。

（文中提到的石花瓶）

不过，在贵州的安龙，有一座天主教堂，教堂里被发现有一个石花瓶，花瓶上被人刻上了“Boym 1659”的字样，这正是卜弥格的姓氏和去世年份，一些研究者认为，这可能是郑安德肋在卜弥格死后，仍旧在追寻朱由榔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郑安德肋途经到了贵州的安龙，因为这个地方朱由榔在入缅之前正好驻跸过，很有可能朱由榔前脚走了，后脚郑安德肋就到了，他扑了个空。

心灰意冷之际，郑安德肋找到一个石花瓶，将卜弥格的死讯记录在上，此后，郑安德肋彻底失去记载，无从得知他的结局。

按理说，卜弥格神父的结局应该更好考证，毕竟他先一步离开人世，应有坟冢供后人纪念，但目前只能推测，卜弥格的坟冢应该在南宁到河内沿线某处，具体地点不得而知。

这场跨越三大洲，历时九年的外交求援，最终以彻底的失败告终，卜弥格和郑安德肋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半个地球，用九年的光阴兑现了对一个濒死王朝的承诺，他们固然改变不了结局，但他们走完了全程...

参考资料：

《南明史》

《永历实录》

王晓丹.《中波交流使者卜弥格研究论集》出版.国际汉学,2023

董少新,祁逸伟.新见卜弥格中国地图残件初探.历史地理研究,2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