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美国歌手芭芭拉·史翠珊发现，一项记录加州海岸侵蚀情况的摄影工程，拍到了一张包含她在马里布住宅的航拍照片。

这张照片原本淹没在一万多张海岸照片之中，几乎无人留意。史翠珊却以侵犯隐私为由提起诉讼，要求删除照片，并索赔5000万美元。

结果，媒体争相报道这场官司，数十万人涌入网站寻找那张照片。一个本来没有多少人看过的画面，因为主人试图令它消失，反而传遍全世界。

后来，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史翠珊效应”：越想封锁、删除或者压制某项信息，越容易激发公众的好奇和逆反心理，令它传播得更广。

二十多年后，一只中国传统竹玩具，又把这个效应演示了一遍。

“竹知了”也叫竹蝉，用竹竿带动一块小木片旋转，可以发出连续的“哇哇”声。有网民发现，这个声音很像华为发布会现场观众此起彼伏的惊叹声，于是配上余承东的经典话术，制作出“一千万以内最好的玩具”“摇摇领先”等短视频。

原本只是部分网民对华为发布会风格的一种调侃。

但据多家媒体报道，部分“竹知了”视频随后遭到华为终端以“损害商誉”为由投诉下架，“竹知了被投诉”登上热搜。也有网民声称，一些没有出现华为、余承东及相关文案，只是单纯展示玩具的视频也受到波及。截至8月3日媒体发稿时，华为终端尚未公开回应，因此实际投诉和下架规模，目前仍缺乏平台及企业方面的数据证实。

然而，华为越想让这个梗消失，竹知了就越红。

原来不知道这个玩具的人开始搜索，商家开始借势销售，网民则发明“余音绕梁”“玄武之声”等更隐晦的说法。事情也从“华为发布会的哇声是否尴尬”，变成了“华为是否连一个玩笑也容不下”。

这正是史翠珊效应发生的条件。

公众原本只是对某件事情感到可笑；当一个强势人物或者机构试图动用律师、投诉和平台规则消灭笑声时，公众关注的重点就会迅速改变。

大家不再只关心原来的笑话，而开始关心：你为什么如此害怕这个笑话？你是不是拥有普通人没有的删帖能力？你究竟是在维护商誉，还是不允许别人嘲笑你？

竹知了之所以能够引发如此广泛的群嘲，也不是因为这个玩具有多么特别，而是它刚好接住了近年部分消费者对华为积累下来的负面印象。

这些人认为，华为部分消费产品的宣传过于夸张，价格昂贵，实际体验却未必与宣传相称；遇到产品及售后争议时，消费者又很难获得平等回应。更令一些人反感的是，普通的产品批评有时会被上升为支持国产与否、是否爱国的问题。

这些评价未必全部公平，华为在手机、通信和汽车等市场仍然拥有大量消费者和支持者。但华为今天的公众形象，显然已经不像几年前那样近乎一面倒，而是进入了高度两极分化的状态。

支持者仍然把它视为突破技术封锁的民族企业，反感者则把它视为宣传强势、价格高昂、不接受批评的商业巨头。

真正发生变化的，可能不是华为的销量，而是它曾经拥有的“品牌神圣性”。

过去，不少网民不太敢公开嘲笑华为；现在，“遥遥领先”“一千万以内最好”等话术已经成为现成的反讽素材。这说明华为不再能够决定公众应该以什么态度谈论它。

这次批量投诉，很可能来自一种路径依赖。

过去，大企业面对负面舆论，最熟悉的做法就是投诉、删帖、发律师函。平台为了降低风险，也往往宁愿多删，不愿得罪投诉方。法务部门衡量工作成果的方法，可能就是处理了多少条内容，而不是公众对品牌的好感增加了多少。

这种办法用来处理少数造谣账号，或许有效；面对成千上万已经对品牌产生负面情绪的普通网民，却无异于扬汤止沸、抽刀断水。

帖子可以删除，联想删除不了；视频可以下架，消费者形成的印象下不了架。

华为内部未必没有人明白这一点。更可能的情况是，明白的人没有足够权力阻止强硬处理，也没有人愿意承担“放任攻击华为”的内部责任。

但从最终结果看，华为的决策者显然更在意如何控制负面内容，而没有认真理解这些负面情绪从何而来。

倘若我是余承东，最好的办法可能是拿起一只竹知了，自己摇两下，说一句：“这个声音确实遥遥领先。”

一句自嘲，便可能把网民的讽刺收回来，也让公众知道，这家企业承受得起一个玩笑。

遗憾的是，华为选择了相反的方向。

它成功证明了这个梗确实令自己难受，也让更多原本毫不关心的人加入围观。一个几块钱的竹玩具，最终变成了检验华为能否接受公众批评的道具。

史翠珊当年想删除一张照片，结果让全世界都看到了那张照片。

华为这次想删除竹知了的“哇哇”声，结果却可能让更多人听见了另一种声音：一个曾经被捧上神坛的品牌，正在失去面对嘲笑的从容。

（为了减少被举报下架的风险，本文不配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