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日本学术会议的改革及其启示
——学术和政治角力与“科学社会契约”重构
李慧敏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2025年，日本学术会议（Science Council of Japan, SCJ）启动成立以来最具争议的一次制度改革。这场改革表面上涉及机构性质、运行机制和管理方式调整，实质上反映了科技发展新时代下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科学与政府、社会之间原有的“科学社会契约”正在经历怎样的调整与重构？
本文以日本学术会议改革为案例，系统梳理其历史演变、改革背景与制度调整过程，并从科学社会契约理论视角分析学术与政治关系变化，探讨全球科技治理转型背景下学术自治、国家战略与社会责任之间的平衡问题。
日本学术会议成立于1949年，是日本人文社会科学、生命科学和理工学领域科学家的代表机构，被誉为日本学术界的“议会”。其制度设计深受二战后历史背景影响，强调“科学乃文化国家之基”，倡导学术独立，并赋予科学服务和平与社会福祉的重要使命。然而，随着日本科技政策逐渐转向服务经济增长、产业竞争和国家战略，政府与学术界之间的理念差异不断扩大。2020年，日本政府拒绝任命日本学术会议推荐的6名会员，引发日本国内外广泛关注，并成为推动改革的重要导火索。
此次改革背后，是日本科技治理体系中长期存在的结构性矛盾。日本学界曾以“车之两轮”形容政府科技决策机构与日本学术会议之间的关系：政府负责战略布局，学术界提供独立咨询，二者共同支撑科技发展。但随着政府战略目标强化以及学术界自身封闭化问题显现，这种平衡逐渐失调。
日本学术会议改革的深层意义，在于它折射出全球范围内科学社会契约的变化。科学社会契约是指科学共同体、政府与社会之间围绕科技发展形成的一种隐性制度安排：社会提供资源和支持，科学通过知识创造回馈社会。二战后，以万尼瓦尔·布什为代表的传统科学社会契约强调科学自主发展，认为保持科学自由能够产生长期社会价值。
但随着科技与经济、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深度融合，传统契约面临挑战。一方面，社会期待科学更加主动回应公共需求；另一方面，政府也希望科技更好支撑国家战略。由此，科学社会契约逐渐从“为科学而科学”转向“为社会而科学”，强调科学自主与社会责任的动态平衡。
日本学术会议改革体现了科学社会契约重构过程中的双重挑战。
一方面，日本学术会议长期存在一定程度的封闭化问题。文章指出，其会员遴选机制经过长期演变形成路径依赖，代表性和开放性受到质疑，社会对其政策咨询功能产生疑问。另一方面，政府强化科技战略导向，也带来了学术工具化风险。当科学活动过度服务于短期目标时，基础研究、批判性研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空间可能受到影响。文章认为，日本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理念变化、权力介入和自治空间收缩，本质上反映了新旧科学社会契约之间的博弈。
因此，日本学术会议改革并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一次重新定义科学与国家、社会关系的制度探索。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增强科学服务社会的能力，同时避免学术自主性被过度削弱。
日本学术会议改革表明，科学社会契约重构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国家的统一模式，而必须结合自身历史、制度和文化背景探索发展路径。
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案例的重要启示在于：建设科技强国既需要发挥国家战略引导作用，也需要保护学术创新活力。在推动科技服务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应通过制度建设明确政府、学术界和社会之间的互动边界，形成更加稳定有效的科技治理模式。未来科技治理的关键，不仅在于推动技术突破，更在于探索一种兼顾创新活力、社会责任与制度信任的新型科学社会契约。
作者简介
李慧敏，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科技政策、科技法、产业政策。
项目资助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基础研究发展历程与政策实践研究”（L2524050）；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优秀项目）“日本半导体产业研究”（E5X0071Q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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