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炀帝真的是昏君，还是说被儒家卫道士或后世史学家诬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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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史学家们鲜有节操，但在评价杨广这件事情上，他们还是有操守的。杨广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昏君，还是个暴君，他的出现就是隋朝的灾难，也是隋朝几千万老百姓难以躲过的天劫。
杨广是隋文帝杨坚与独孤皇后的次子，按嫡长子继承制，他本该与皇位无缘，但奈何他太会演了，在夺嫡之争中把太子杨勇斗倒，成功上位。
杨广在夺嫡之争中把准了隋文帝和独孤皇后的脉，隋文帝崇尚简朴，独孤皇后崇尚一夫一妻，杨广就照着这两个方向演，他努力打造自己艰苦朴素、不喜声色、独宠妻子的形象，这正好与太子杨勇的奢靡无度、冷落正妻形成了鲜明对比，让隋文帝和独孤皇后更加倾向于他。
杨广是个聪明人，他知道皇位归属的决定权在父皇和母后手中，只要能讨好他们俩，博取他们的欢心，皇位继承人就有戏，这叫投其所好。
其实在内心里，杨广比杨勇更加奢侈，也更加好色，但他从不表现出来，都是回到家关起门来偷偷的奢靡好色。这种人是最阴险的，表面上看起来人畜无害，背地里其实是男盗女娼、蛇蝎心肠。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要轻信一个人，尤其是口碑非常好的人，这种人有可能最混蛋，坑你也最狠。
杨广虽然表里不一，但他确实有能力，有的时候有能力和没道德并不违背，杨广是那种典型的有才无德的人。
开皇八年（588年），20岁的杨广被任命为伐陈行军元帅，他率领大军成功平定南陈，是隋朝统一华夏的大功臣。更关键的是，他进入建康后，“封府库，资财无所取，天下称贤”。而且，他镇守扬州十年期间，刻意结交江南士人、佛道领袖，巩固了隋朝对江南的统治，也为自己积累了巨大的政治声望。
能带兵打仗，能治理刚平定的南方，说明杨广有两下子，不是那种一窍不通只知吃喝玩乐的昏君。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将人分为了四类：“才德全尽谓之圣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对于这四类人，司马光给出了明确的用人取向：“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他认为，有才无德的“小人”因才智足以助长其恶，危害甚至比无才无德的“愚人”更大。
杨广就是这种有才无德的小人，他一旦位居高位，必然会造成巨大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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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皇二十年（600年），在杨广和权臣杨素的运作下，杨勇被废为庶人，杨广被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604年），隋文帝突然驾崩，杨广即位。
隋文帝死的非常蹊跷，后世史家多认为是杨广为了提前登基，弑杀了杨坚。这个猜测符合杨广的为人，这件事大概率就是他干的。弑父在杨广这里根本没有心理压力，不弑父在他这里才算不正常。
杨广登基后成了九五之尊，他成了当时唯一的神，再也没有人能够限制它，杨广终于可以不再伪装，可以纵情展示自己恶的一面。
杨广虽然暴戾，但还是有宏大抱负的，他想建立一番大业，名留青史，所以他将年号改为大业，以彰显他的雄心壮志。
但杨广这个人，做事十分粗糙，在实现“大业”的过程中，很多操作都跑偏了，成了妥妥的恶政，最终的苦果都由普通老百姓来承担，最终激起了农民大起义。
杨广即位当年便下诏营建东都洛阳，修建一个都城，工程量是浩大的，修建时间应该以年为单位，但杨广浩大喜功，每月征发民夫数百万人，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人员调动，需要极强的组织能力和后援保障能力，稍有不慎，几百万民夫就可能出现高损耗率。但杨广不管这些，他是那种典型的只看结果不问过程的老板，在他眼中，这些民夫都是耗材，死多少他不在乎，他只要在规定的时间把东都修好。
东都洛阳只用了10个月就完成，每个月征调200万人的劳力，民夫死亡率高达40%-50%，“东都役使促迫，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据此粗略估算，整个工程中殒命的壮丁可能达到近百万之众。
修建东都只是杨广众多“大业”之一，他还先后上马修筑长城、修建大运河、修建离宫别馆、修建粮仓等22项大工程，据估算共动用人力超过三千万人次，而当时全国人口仅约四千六百万。
最大的工程当属修建大运河，这条大运河征调三百六十五万民夫，疏浚、连通数条河道，前后用了六年时间，死亡民夫达上百万人。
在和平年代，杨广只通过修建大工程就造成了巨大的人口损耗，堪称和平年代的人口粉碎机。
除了上马多项大工程，杨广还连续三次征伐高句丽，动用兵力超过百万，民夫数百万，导致大量人员伤亡和土地荒芜。
超级大工程叠加连年对外远征，隋朝的人口和财富就像污水流进下水道一样，快速消失不见。
隋文帝杨坚原本留给了杨广一个富庶庞大、人口超五千万的帝国，可等到杨广折腾这一顿子，再加上农民起义的混战，隋朝人口锐减了四分之三，只剩下一千多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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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大兴土木和三次征讨高句丽，杨广在位期间，个人生活极度奢靡、统治手段异常残暴，普通昏君暴君干过的事情他都干过。
他三下扬州巡游，每次巡游所带的随从就接近20万人，乘坐的巨型龙舟长达60米，船队首尾相接绵延200多里，仅拉纤的船工就达8万多人。沿途500里内的百姓都被要求进献最好的食物，以致许多人家被搜刮一空。
因为得位不正，杨广喜欢猜忌和滥杀，大业三年（607年），他以“诽谤朝政”的罪名，将三位功勋卓著的老臣——高颎、贺若弼、宇文弼一并处死。
在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之外，他还依靠严苛的法律来威吓百姓，为了维持自己的宏大工程和巡游，他用“急令暴条以扰之，严刑峻法以临之”。在严酷的统治下，百姓“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延生”，被迫揭竿而起。
杨广的“奋斗史”就是一个“暴君的成长史”，他的所作所为，除了大运河、科举制有点“利在千秋”外，其他鲜有能得到好的评价。
杨广的经历也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任何宏大的事业，如果以透支民力、视百姓如草芥为代价，最终都难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