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中国或许应该像英美法系一样，考虑把医疗事故罪废除，把个别极端、恶性的案件直接纳入刑法体系，而不需要单独设立一个模糊、混乱的‘医疗事故罪’。”

发出这个呼吁的，是复旦大学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高解春。一个长期关注医疗纠纷与医生权益保护的专家，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刑法第335条。理由很简单：全世界通行的医疗事故解决方式，是侵权法赔偿加行政处罚，该整改整改，该处罚处罚，不需要一个笼统的罪名把医生送进监狱。

这个建议听起来有些激进，但如果我们把两组数据摆在一起——医院打医疗官司每五场输四场，而每一起刑事判决都在医生群体中引发持续的震荡——就不得不追问一个核心问题：医生到底在法庭上输给了谁？

最近的韩杰医生案件，在医生群体中也引起了不小涟漪。如果一次常规下的诊疗失误，不仅意味着医院赔钱、医生停职，还有可能意味着牢狱之灾，那下一个深夜急诊室里，谁还敢为患者们负责？

十告八输——医生输的从来不是医术

先看一组数据。

医法汇发布的《2025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大数据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医疗损害责任纠纷审结案件达5094件，同比暴涨29.49%。其中抽样的624份二审判决中，医方败诉512件，败诉率高达82.05%，且自2020年以来长期稳定在80%以上——每五起打到二审的医疗官司，医院输四场。

比败诉率更值得深究的是败诉原因。报告显示，医方败诉的三大核心诱因依次为：未尽诊疗注意义务（占33.09%）、未尽知情告知义务（占20.49%）、违反诊疗规范（占17.91%），合计占比超过71%。没有一起是因为医生技术不够精湛、没有掌握前沿疗法。

也就是说，真正让医院输掉官司的，是病历补记时间对不上，是术前没有把某种并发症的风险跟家属解释到位，是该签的字没签、该走的流程没走。

超九成败诉，与医术无关。

法官不懂医学，90%以上的情况下会完全采信司法鉴定机构的意见。而鉴定机构审查的核心，是程序是否合规、病历是否完整、每一个诊疗节点有无据可查。司法鉴定不是在评判“当时的临床决策是否合理”，而是在核对“文书是否无懈可击”。一个时间写错了，一个签名没拿到，一项告知没说透——这些和诊疗水平毫无关系的瑕疵，在法庭上被放大为决定性的败诉依据。

有媒体报道称，美国医疗纠纷进入审判程序后，医生的胜诉率可达80%至90%，日本患者的最终胜诉率据部分统计仅在15%至20%左右。表面上看，中国82%的败诉率与这些数字形成了巨大反差。

然而，数字的对比要基于政策的异同。美国超过八成的医疗纠纷在开庭前即通过和解或调解终结，进入庭审程序的案件本身经过了筛选；日本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庭外调解机制，大量争议在诉讼前已被分流。各国的诉讼制度、鉴定程序、纠纷解决路径差异显著，直接比较单一维度的胜诉率，意义十分有限。

或许，问题不在中国82%这个数字本身，而在于败诉背后的裁判逻辑——当一个以文书审查为核心的鉴定体系，用事后的“完美标准”去衡量急诊室里分秒必争的临床判断，输掉的就不是技术了，而是一套几乎不给容错空间的规则。

韩杰案——诊疗疏漏如何变成刑事犯罪?

先来回顾一下韩杰医生的案件。

2024年2月17日凌晨三点，江西抚州健强第五医院儿科医生韩杰接诊了一个两岁六个月的男孩。孩子呕吐不止，X光片提示肠梗阻，收住院补液观察。当天下午患儿病情恶化，转院途中呼吸心跳骤停，抢救无效死亡。死亡诊断写明了致死的直接原因：嵌顿性腹股沟疝。

医学会鉴定认定医方存在三方面过失：未做详细体格检查、病历无腹股沟区描述、未请外科会诊。韩杰承认没查腹股沟。这是一个明确的临床疏漏。

按照常规路径，这件事本应止于民事和行政层面。卫健委对韩杰作出警告并暂停执业六个月；法院判决医院承担85%赔偿责任，赔偿146万余元。民事赔偿加行政处罚，按高解春的话说，全世界通行的医疗事故解决方式不过如此。

但家属报案后，韩杰被刑事拘留。2026年7月，二审维持原判：医疗事故罪成立，有期徒刑一年，禁业三年。民事赔了，行政罚了，刑事还要判——三层追责全部落定。

前文讲的医疗纠纷败诉，多数栽在病历和文书上。韩杰案不同，他的问题在临床本身：一个该做的查体没做。可恰恰是这个案子，把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暴露了出来——刑法第335条的“严重不负责任”，到底怎么算“严重”？最高检和公安部列了七种情形，本案被归入“严重违反有明确规定的诊疗技术规范”。但一个凌晨三点独自值班的年轻医生，在B超室无人值守、患儿无疝气病史的情况下漏掉一个查体——这是过失，可过失和犯罪之间，法律没有给出清晰刻度。

同样罪名、同样模糊的法条，判决结果天差地别：福建李建雪折腾八年改判无罪，厦门温红一审无罪，韩杰却判了实刑。问题不在个案，在法条本身。

更严重命的是追责结构。医院赔146万，机构买单；韩杰停执业六个月又判实刑禁业三年，个人扛下所有后果。民事、行政、刑事三头并罚，医生作为“单位人”，利益归机构，风险归个人。这种撕裂，让每个医生都明白：一次失误，赔钱停职只是开始。

恐惧如何传导给每一个患者

韩杰案宣判之后，有医生在社交媒体上记录了一个场景：一个孩子肚子疼，家长抱着跑了四五家医院，没有一家敢收。这不是段子。

2014年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医生表示，因担忧发生医患纠纷，他们在行医过程中采取过“防御性医疗”。可做可不做的检查，尽量做；有风险的手术，尽量回避；能转诊的病人，绝不留在自己手里。每一张多余的检查单，都是一份“已尽注意义务”的证据；每一份签了字的知情同意书，都是一面挡箭牌。行业里管这叫“留痕”，说穿了，是医生在用病历给自己写遗书。

这种恐惧不是今天才有的。2002年，为了强化患者保护，医疗纠纷实行举证责任倒置——患者告医院，医院必须自证清白。结果全国医院疯狂装摄像头、签保证书、囤积诊疗资料，防御性医疗全面爆发。到2020年，这条规则被废了，因为实践证明它导致医疗资源浪费和费用大幅上涨，立法初衷与实际效果完全背离。今天医疗事故罪面临的，是同一个困境：立法初衷是威慑极端不负责任的个案，实际效果却是让整个行业人人自危。

恐惧的代价，最终由患者承担。2011年的“八毛钱药方”事件——一个先天性巨结肠新生儿被媒体报道为“八毛钱的开塞露就能解决，医院却要收十万”。舆论发酵之后，全国多个真正患这种病的新生儿家长听信传言拒绝手术。深圳儿童医院接诊的新生儿中，有家长拒绝手术建议后孩子突发肠穿孔，40多厘米小肠坏死；另一名新生儿拖延至消化道穿孔才手术，仍在重症监护室抢救。一次舆论的失控，买单的是一批无辜的孩子。

韩杰案之后，儿科医生面对危重患儿只会更加谨慎。以“转诊”之名行推诿之实，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医生的生存策略。当下一个深夜，一个肚子疼的孩子被送到急诊室，接诊医生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如果是“收了会不会让我坐牢”——那真正受害的，就是那个孩子。恐惧的终点，是医疗生态的全面恶化。

结语：医学需要容错，但容错不是放任

写到这，必须说清一个边界：给医生容错空间，不等于给恶行开绿灯。刘翔峰那种用手术刀故意伤害患者的恶魔，该进监狱，而且该以故意伤害罪进监狱——他确实就是以这个罪名被判的，没用医疗事故罪，社会也没有反弹。因为大家分得清，什么是技术失误，什么是主观作恶。

真正该废除的，是医疗事故罪这个模糊、混乱的“口袋罪名”。民事赔偿让患者得到救济，行政处罚让医生付出代价，对于极端恶性的个案，现有刑法里的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罪足够用了。就像高解春建议的，已经通过民事赔偿和行政处罚解决的纠纷，不应该再轻易启动刑事追责；提高立案门槛，让专业判断前置，把“医疗事故”和“医疗犯罪”彻底切开。

一个两岁的孩子死了，这是悲剧。一个年轻医生因为一次经验不足的漏诊坐了牢，职业生涯彻底终结，这也是悲剧。更悲剧的是，当所有医生都在教自己“先别犯错”而不是“先治好病”，下一个肚子疼的孩子，可能连一个敢接诊的医生都找不到。医学是一门在不确定中救人的科学，如果这门科学不允许任何不确定性存在，那它最终确定的，只有越来越厚的检查单，和越来越沉重的医疗系统。给医生一点容错的空间，其实是给我们自己，留一条生路。

参考资料

1. //news.qq.com/rain/a/20250210A04C1Z00?id=20250210A04C1Z00&path=a&app=news&suid=&redirect_pc=1

2. //www.sina.cn/news/detail/5324189122694591.html

3. //www.huxiu.com/article/4882094.html

4. //m.sohu.com/a/1061100350_359980?scm=thor.540_14-200000.0.0-0-0-0-0

5. //paper.people.com.cn/jksb/html/2023-07/07/content_26004757.htm

6. //mp.weixin.qq.com/s/Uovrq0N9zlpmfMTp9F4oBQ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常寂光

审核：梨九

排版：蓝桉

封面图源：由AI生成

（文章中部分图片由AI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