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拙但有可能存在的合作

——我科幻创作的原点

我写过一篇小说，叫《十六万次的梵高》。

故事的主人公老范，是深圳大芬村里的一个画工。他不是人们想象中那种站在聚光灯下的艺术家，也没有一开始就要追求什么伟大的表达。他最初画画，是为了生活。城中村的画室闷热、拥挤，订单一批批来，他就一张张画，画《星空》，画《向日葵》，画梵高的自画像。那些画从深圳出发，被装箱、运输，卖到世界各地，挂在酒店、民宅、纪念品店和某些无人注意的墙上。

他一生画了16万张梵高。

这个数字听起来几乎像一种惩罚。16万次重复，16万次模仿，16万次把另一个人的笔触重新走一遍。

写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才发现，它表面上写的是艺术，实际上写的仍然是我一直关心的问题：人和人之间如何连接、如何理解，又如何合作。

如果要谈我科幻写作中那个不可替代的原点，我想，它应该是“合作”。合作是笨拙、缓慢、充满误解的。无论是家庭、企业、人与组织之间的合作，还是城市、国家甚至未来的文明之间的合作，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一个人想要什么，另一个人未必知道；一个组织想要什么，置身其中的个人也未必认同。

科技的发展并不会自动解决这些问题。相反，它常常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王诺诺作品《脑洞问答机》

人工智能进入工作之后，人和机器如何分工？自动化改变生产之后，人的劳动价值如何重新被理解？平台和算法成为新的组织方式之后，个人又如何判断自己和系统之间的关系？当技术开始进入家庭、教育、医疗、情感陪伴和亲密关系等领域，人和人之间原本默认的责任，也会被重新分配。

这些听起来是科技问题，但归根结底，仍然是合作问题。

科幻吸引我的地方正在这里。它可以把现实中已经出现的裂缝往未来推远一点，让我们在更极端的环境里看清它。当地球遭遇灾难，当人类进入太空，当人工智能介入人的情感，当生产系统、身体和记忆都可以被改写，我们原先习惯的合作方式就会失效。人类要面对的也许不只是发明新的机器，而是重新发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我生活和写作的城市深圳，很适合思考这个问题。

深圳当然是一座科技城市。人们说到深圳，会想到高楼、实验室、创业公司、电子产业。但深圳真正打动人的地方，并不只在那些光亮的部分。它也在城中村里，在工厂里，在清晨赶地铁的人群里，人们从小地方来到这座城市，凭一点手艺、一点胆量、一点不服输的精神，都试图把日子往前推。

大芬村就是这样的地方。一个城中村，却生产了大量西方名画的仿制品；一个普通画工，以手工劳动参与了全球商品流通；一张张《星空》和《向日葵》，从深圳流向世界的墙壁。这里有复制，有订单，有家庭生计，也有某种非常朴素的奇观：普通人用自己的手，把看似离自己很远的世界一点点做出来。

我写《十六万次的梵高》时，在想一个问题：一个长期从事复制劳动的人，有没有可能比普通观众更接近艺术本身？

老范一开始离“原创”很远。他画的是别人的画，接的是市场订单，卖的是仿制品。他没有署名，没有艺术史位置，也没有被崇拜的光环。

可16万次之后，事情发生了变化。复制变成了身体记忆，劳动变成了漫长的训练，模仿变成了一条通道。他不是成为梵高，而是在反复经过梵高之后，终于看见了自己。

我们处在一个复制能力空前强大的时代。人工智能可以学习风格，生成图像，模仿语气，续写文本。许多过去需要长期训练才能掌握的形式，正在被技术快速压缩。于是“原创”这个词变得不再稳定。风格可以被学习，技法可以被复制，形式可以被生成，那么一个作者、一个艺术家、一个普通人的不可替代性究竟在哪里？

答案不在风格里，而在生命经验里。一个人如何被自己的生活塑造成自己，这件事很难被替代。这也是我理解科幻写作的方式。

科幻当然需要科学设定。科学逻辑像骨架，故事结构像道路，人物情感才是血肉。读者不是因为看懂了一套术语而被打动，而是因为他们看见一个具体的人，在技术和命运的压力下，仍然试图理解他人，也试图被他人理解。好的故事结构，就是让读者一步步走进这个过程。先看见一个人如何生活，再看见技术如何改变他，最后才看见那个科幻设定真正指向的东西。

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经验对科幻写作很重要。

未来20年，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会越来越明显，制造业升级、人工智能应用、供应链重组，机器人和自动化进入更多工作场景，都会改变人的合作方式。年轻人会不断面对新的问题：我如何与技术共处？我如何在快速变化的公司中找到位置？我如何与机器协作，又如何不被机器吞没？我如何在效率至上的系统里，保留自己的感受、判断和尊严？

这些不是遥远的未来，它们已经在城市的日常生活里发生。

因此，科幻不应该只写宏大的技术奇观，也应该写这些变化如何落到具体的人身上。一个画工、一个工程师、一个工厂女工、一个创业者、一个在城中村里寻找机会的年轻人，都可以成为科幻小说的主人公。真正的未来并不是突然降临在抽象的人类头上，它总是先落到某个具体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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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面对科技和未来，有一种很特别的感情。我们当然也会焦虑，害怕技术失控，害怕人被系统吞没，害怕未来变成一个冰冷的机器世界。但与此同时，中国经验里又有一种很朴素的建设感。技术不只是个人冒险的工具，也不只是末日来临前的危险信号。它常常和生产、制造、改善生活、解决问题联系在一起。

这种气质背后，有很深的文化心理。愚公移山讲的不是一个天才突然改变世界，而是一代人接一代人地做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抗洪救灾时，人们相信普通人也能在灾难面前临时组成共同体。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许多经验，也都和工程、组织、生产、协作有关。

这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回避合作中的困难。

集体可能带来压力，组织可能吞没个人，合作也可能失败。人和人之间的信任很脆弱，技术还会制造新的不平等、新的误解和新的权力结构。可是也正因为如此，合作才值得被反复书写。它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答案，而是一个不断失败、不断修补、不断重新开始的过程。

也许中国科幻可以给出的东方答案，不是简单地说科技必然通向毁灭，也不是天真地相信技术会解决一切，而是追问：当技术改变一切之后，人类还能不能组织起来，能不能彼此负责，能不能在新的条件下继续建设生活？这个答案可以非常具体：可以是一个大芬村画工在16万次复制之后画出自己，可以是一群工人在新机器到来后重新理解劳动，可以是一家人在人工智能进入生活后重新分配爱和责任，也可以是一座城市在灾难之后重新恢复秩序。宏大的未来，最终总要通过具体的人来显影。

回到《十六万次的梵高》，老范和梵高之间那种跨越时间的连接，也许就是一种最微弱也最珍贵的合作。一个人画，另一个人临摹；一个人表达，另一个人接收；一个人在十九世纪孤独地面对画布，另一个人在百年后的深圳城中村里，一遍遍重走他的笔触。他们从未生活在同一个时代，却通过艺术完成了一次相遇。

这让我觉得，艺术从来不是无用之物。情绪不是科技时代的残余，审美也不是效率之外的装饰。恰恰是这些看似脆弱、短暂、难以量化的东西，让人能够理解另一个人，能够形成信任，能够在漫长而困难的时间里继续合作。

所以，对我来说，科幻写作不是单纯想象未来会出现什么机器，而是追问：当机器、系统和技术改变世界之后，人还能不能与一切合作。这是我写科幻的原点。

王诺诺

广东省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科幻世界》杂志专栏作者。曾获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新人奖、冷湖奖一等奖、中国科幻银河奖最佳短篇、百花奖科幻专项奖等。《冷湖之夜》《春天来临的方式》《山和名字的秘密》等多部作品被翻译英、日、韩语在海外出版。

来源 海外星云

转载 高校科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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