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失去双腿的男人，正指挥演员重走一段夜路，重建一场半个世纪前的谋杀。

1964年凌晨，他的姐姐基蒂（Kitty Genovese）在这里遇害。那篇震动世界的报道说，38个邻居隔着窗户，冷眼旁观了半个多小时，无人报警，无人下楼。这个故事后来成了“旁观者效应”最著名的寓言。

▷图被谋杀的小巷照片，图源：dnainfo

但当弟弟比利（Bill Genovese）坐着轮椅回到这里，把窗户与袭击位置重新对齐时，问题出现了。致命的第二次袭击发生在门厅里，绝大多数邻居根本看不见。

如果看不见，那“38人冷眼旁观”的故事，究竟是从哪来的？

故事的来历

故事的源头，是一顿午餐。案发两周后，《纽约时报》的编辑（A. M. Rosenthal）与警察局长吃饭时，局长随口提了一句：38个人看见了，一个报警的都没有。编辑没有核实，便派人写成头条。

这篇报道迅速席卷了全美。在大学里，心理学家达利（John Darley）和拉塔内（Bibb Latané）读到了它，带着对人性的巨大困惑走进实验室，最终得出了写进教科书的结论：旁观者越多，个人出手的概率就越低。

而同样被这篇报道深深刺痛的，还有基蒂16岁的弟弟比利。他不愿成为乐鱼平台-乐鱼（中国）一站式服务平台里那种袖手旁观的人，毅然报名参军，最终在战场上失去了双腿。几十年后，他回到这里，花了十一年时间，重新拼凑那个夜晚。

▷弟弟Bill Genovese将姐姐的经历拍摄成了纪录片《沉默的证人》（The Witness）。图源：dnainfo

消失的人

他发现，事情远比报道复杂。第一次袭击时，有邻居推开窗大喊：“放开那个女孩！”凶手一度被吓跑。凯蒂这才站起来，绕向楼后，离开了大多数人的视线。

当凶手折返时，邻居索菲亚（Sophia Farrar）听到了动静。她不知道凶手是否还在附近，却仍然冲下楼，跑进黑暗的门厅，一直抱着垂死的凯蒂，直到救护车赶来。

▷Sophia Farrar，图源：nytimes

索菲亚的名字，白纸黑字印在当年的法庭记录里。但那个传遍世界的故事里，她几乎消失了。所有人记住的，只有那38扇冷漠的窗户。

比利曾当面质问那位编辑。对方却傲慢地认为，就算细节有误，这篇报道也成功揭露了社会的冷漠。这种辩解恰恰也是大众的默契：一个故事能流传半个世纪，无非是因为它刚好印证了人们心底对人性的失望。

但这引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连起点的故事都是假的，那心理学家研究的“旁观者效应”，难道也是假的？

一个人为什么没有行动？

并非如此。达利和拉塔内曾让学生们待在各自独立的房间里，通过对讲机交流。突然，频道里传来一个人癫痫发作的声音。结果非常直观：当学生以为“只有自己听见”时，几乎所有人都会立刻冲出去救人。可一旦他们以为“还有另外四个人也在线”，出去帮忙的人就大幅减少，行动也变得极其迟缓。

▷达利和拉塔内，实验详情：研究者安排受试者单独坐在一个小隔间里，通过耳机和麦克风与其他人交流大学生活。告知受试者为了保护隐私，大家不直接见面，只能通过对讲机轮流说话。实际上，除了受试者本人，其他声音都是录音合成的。在讨论进行时，其中一个“声音”突然发作癫痫，发出痛苦的求救和窒息声。第一组（独占责任）：受试者以为只有自己和发病者两个人。85%的人在1分钟内冲出去找人帮忙。第二组（多人共享）：受试者以为除了自己还有另外两个人。只有62%的人去帮忙，且反应时间变长。第三组（极度分散）：受试者以为还有四个人（总共五人）。只有约31%的人去寻求帮助。

看来旁观者效应确实存在。但那些迟迟没动的人，也并不总是一脸冷漠。他们出汗、发抖、极度痛苦。连研究者都分不清，他们是“决定不帮”，还是“困在犹豫里”。

这是救人时最常见的一种迟疑：我知道好像出事了，但既然还有别人，是不是不一定该由我去做？

后来，另一项实验发现了比“犹豫”更早的一道关卡。一个工人从梯子上摔下来。只要他清楚地喊痛求救，无论现场有几个人，都会有人立刻帮忙。可如果只有一声闷响，没有呼救，帮助率便明显下降。因为大家都在互相观望，既然别人都很镇定，那这可能不是一件需要帮忙的事。

所以，见死不救往往不是一道关于“善良还是冷漠”的选择题。你得先注意到异常，认出这是紧急情况，意识到自己应该负责，还得知道该做什么，最后才能真正行动。任何一步卡住，外面看到的都是同一幅画面——一个人站在那儿，什么也没做。

但这引出了一个极易被混淆的逻辑：一个人因为人多而犹豫，是否就等于，人越多，受害者就越没人救？

几十年后，心理学家把研究搬到了真实街头，发现在90.9%的冲突中，至少有一名旁观者出手干预。真相其实并不复杂：人越多，单个旁观者确实会更犹豫，但因为潜在的帮助者基数变大了，“至少有一个人站出来”的绝对概率反而更高了。

第一个人行动之后

2011年，两岁的小悦悦被车撞倒。监控记录下多人经过，直到拾荒者陈贤妹冲了上去，抱着孩子，大声呼救，拼尽全力想要挽回生命，但最终还是无能为力。

这便是47年前索菲亚的回声。当她们冲进黑暗后，悲剧依然没有被阻止。这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当那个勇敢的人站出来之后，为什么还是不够？

很多人以为，救人只要有一个人挺身而出就够了。但真实的救援，往往是一场与死神的极速赛跑。一个人哪怕再勇敢，他也不可能在双手为伤者按压止血的同时，还能腾出手去拨打急救电话，更不可能分身跑去几百米外寻找医疗设备。

这意味着，仅凭一个人的善意，根本无法独立扛起一条生命。真实的救援，必须是一场人群的接力。但在这个接力场里，最容易断掉的一环，恰恰是“责任悬空”。当所有人都觉得该做点什么，却没人知道具体该由谁、做什么时，人群就会陷入瘫痪。

这也是为什么，对着人群盲目地喊“谁来帮帮我”往往收效甚微。你必须指着具体的人说：“穿红衣服的大哥，请你打120；戴眼镜的同学，请你去拿AED”*。只要把模糊的呼救，变成具体的指令，停滞的齿轮就会立刻转动。

更具体的指令可以先为某个特定的群体做心理建设，让他意识到自己是一个群体中的一员。如“有谁是大学生的，同学们，我需要你们帮忙！”这样可以增加人们自告奋勇的概率，并带动这个群体来进行后续的帮助。

另外，指令如果可以明确那就需要明确，以打消他人顾虑。如“我现在需要一台AED，在我们这附近200米的一个商场门口就有，这两位帅哥，还请你们帮我取回，直接砸坏亚克力板取出来就行，不会划伤手！”

针对120，指令也可以更系统一些，如“戴眼镜的美女，我需要你和你身边的随行朋友，你们一个点开导航查看我们现在的位置，另外一位拨打120急救电话，告知相关医护人员我们的位置，打开导航软件的同学，抬起头看一下我们附近几个显眼的地标，告知医护人员。”

同样，针对大学群体，也可以补充说明“我需要一名同学帮我拍摄视频！我会帮忙联系你们的学校加学分！”如此收效更好。注：以上信息来自b站评论区网友“奈良吃糖吗”的补充，特别分享。

这时候再看，痛斥“人性冷漠”真的是一种极其偷懒的选择。它把系统与常识的缺失，粗暴地塞进了一个道德审判的筐里。

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去测试人性的底线，也不是祈祷每次危险发生时，都恰好有一个奋不顾身的人路过。而是让救援，越来越少地依赖这种偶然的勇敢。

是让每一个普通人在听到呼救时，都知道自己能补上哪一块拼图；也是让那个最先冲进黑暗的人，不必被迫成为一个孤胆英雄，独自承担剩下的所有责任。

[1] GALLO M M. The Parable of Kitty Genovese,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Erasure of Lesbianism[J].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2014, 23(2): 273-294.

[2] 戴维·迈尔斯. 社会心理学[M/OL]. 11 版.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4 //book.douban.com/subject/1476651/.

[3] MANNING R, LEVINE M, COLLINS A. The Kitty Genovese murder and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helping: the parable of the 38 witnesses[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7, 62(6): 555-562.

[4] GRIGGS R A. The Kitty Genovese story in introductory psychology textbooks: Fifty years later[J]. Teaching of Psychology, 2015, 42(2): 149-152.

[5] DARLEY J M, LATANE B.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emergencies: Diffusion of responsibil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68, 8(4, Pt.1): 377-383.

[6] FISCHER P, KRUEGER J I, GREITEMEYER T, et al., The bystander-effect: a meta-analytic review on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dangerous and non-dangerous emergencies[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1, 137(4): 517-537.

[7] CLARK R D, WORD L E. Why don’t bystanders help? Because of ambiguity?[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72, 24(3): 392-400.

[8] 凯瑟琳·A.桑德森. 旁观者效应[M/OL].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3

[9] PHILPOT R, LIEBST L S, LEVINE M, et al., Would I be helped? Cross-national CCTV footage shows that intervention is the norm in public conflicts[J]. The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20, 75(1): 66-75.

[10] LEVINE M, TAYLOR P J, BEST R. Third parties, violence, and conflict resolution: the role of group size and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microregulation of violence[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1, 22(3): 406-412.

[11] MARKEY P M. Bystander intervention in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J].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00, 16(2): 183-188.

制片人：雒芊芊 | 制片助理：Catherine Chen

总导演：郑明键 | 分集编导：骆沁真

文案：范存源 | 剪辑制作：骆沁真 曾国怀 方之

声音制作：林得力 林键谞

出品：天桥脑科学研究院大圆镜工作室

本文摘录自“大圆镜科普”社会心理学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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