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开始大力清理历史旧案，许多被打击的老干部得到平反、许多运动时期的红人遭到审查。

不过毕竟当年发生的是一场自下而上的全民运动，要想完全不涉及到相关事件几乎不可能，所以邓公就说过“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除了一些主要人物外，大多数都是酌情处理。

这就出现了一个在很多人看来比较反常的情况：少数干部在运动时期被破格提拔，到70年代末以后仍能得到重用。比如说67军的军长李水清、政委陈继德都是如此。

客观而言，两人确实都执行过“左”的政策，李水清自己在回忆录里都不避讳地说“曾经陷入泥潭，一定程度上伤害一些干部，我作为曾经的负责人应当、也愿意负责任”。

但那些过往似乎没有影响到他们，李水清77年还出任二炮司令员、陈继德80年代还出任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那么，两人当初分别是什么情况呢？

1954年，从朝鲜回国的67军奉命驻守青岛，此后十余年的时间里都未移防。而青岛，在大运动中是走在前列的，出了个“名人”王效禹。

1966年，青岛出现了严重的派性斗争，一派想冲击市委夺权，另一派则想要保护市委，双方火药味十足，似乎一点火星就能引爆。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为给形势降温，亲至现场调解，在他的努力下，情况稍有好转。别的青岛市委的干部也都在努力维护秩序，可时任青岛副市长的王效禹却公开支持“造派”夺权，等于在火上添油。

这个时候，驻守青岛的67是什么态度至关重要。军长李水清是红一军团出身的老革命，长期在军队当中，对此类地方上的政治事务有些摸不准，就去请示了几位老首长。

由于青岛的事已经传递到中央，几位老首长都委婉表示夺权没有问题。李水清又找到济南军区的几位领导，得到的反馈是大方向正确，军队要支持。这样一来，67军就出动了。

原先两派的争论非常激烈，只是没有出现压倒性的局面。但67军介入后，情况就一边倒了，有人因而感到惋惜。

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67军的选择在当时是符合风向的，因为中央很快指示：“那位副市长王效禹的意见是正确的”，并给67军下达文件要求支持。王效禹就成为钦点的“革命干部”，一时风头无两。

受此事“激励”，王效禹野心膨胀，紧接着又去夺省委的权，67军也是依照旧法选择了支持。

1967年3月，山东革委会成立，王效禹担任主任。67军因为此前的种种表现，得到《人民日报》的表扬、宣传67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事迹和经验，济南军区也号召向67军学习。

在那样的氛围下，67军成为全军“支左”的一面旗帜，很多单位都派人来学习。既成标杆，67军的军政首长也是水涨船高，军长李水清在68年初兼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政委陈继德抗战时期才参加革命，资历稍有欠缺，就被提升兼任军区政治部主任。

当时李水清在军区的主要工作就是“支左”，对于那段时期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里说过，大运动时期所有的造反组织，没有哪一派是正确的，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左派，所以不管支持哪一派都不可避免会带来消极后果。

而67军在1967年率先支持青岛地方，也是在错误的大环境中陷入泥潭，一定程度上也伤害过一些干部，自己作为曾经的负责人应当也愿意负责任。

就当初那个时代背景下，很多事情确实会被环境所影响，有些做法也确实由不得自己。不过，李水清跟王效禹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王是出于自己的野心，一个劲往上爬，主观就有踩人上位的想法。李则更多是听从命令，并且他有自己的底线，在尽力稳定局势，让各派能坐下来商谈。

对于王效禹，李水清心里其实是有意见的，他后来坦言：山东各地市成为清一色“王氏天下”，集党政军大权为一身的他，炙手可热，杨得志司令员非常看不惯他的飞扬跋扈，但为了运动内部团结，为了顾全大局，个人工作中受到许多委屈。

（山东群众深恨王效禹，将其成为“王麻子”）

总的来说，李水清没有盲目地去附和王效禹，在军区内部以及“支左”工作上，也对王效禹的疯狂进行过一定抵制。

像1968年11月王效禹号召要重新“夺权”，济南军区的杨得志、李水清等人就没有配合，结果王效禹指使“造派”冲击军区机关和营房，造成流血事件。

这种情况太危险了，中央意识到王效禹是最大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在1969年的九大后将其控制，随即增补袁升平、李水清、李耀文等人为山东省革委会副主任。山东的局势逐渐平息。

1970年，周总理亲自点将，调李水清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也是为了“支左”，当时一机部与八机部合并不久，两个部门原来都有群众组织，根本谈不拢，工作无法进行，因此需要一位经验丰富又有威望的人坐镇，搞大联合、促生产等工作。总理第一个就想到了李水清。

事实证明，总理没看错人，李水清成功让两派群众组织坐下来，上级表扬他压得住阵。

不过，李水清作为军人，始终还是想回部队的，1975年他找到老首长杨得志求助，经杨得志跟先念同志沟通，李水清才于1975年8月调任南京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在这个职务上，他还间接参与了一件大事。当初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皮肤病发作，本来是想去北京治疗的，但他身体状况太差，经不起颠簸。李水清就劝他还是就近到上海的医院更为稳妥。

经李水清力劝，廖汉生最终同意，结果嘛，廖汉生到上海后委托丁盛向上海市委领导打招呼，再然后就是丁盛那扑朔迷离的一晚了。

1977年，全国多个大军区进行人员调动，李水清最开始被拟任为南京军区司令员，但阴差阳错最后换成了二炮司令员，也就是现在火箭军的前身。所以他的回忆录就叫《从红小鬼到火箭兵司令》。在二炮工作5年后，李水清1982年响应号召离休。

虽然他能迅速提升跟运动或多或少有关系，但运动过去，他也没有受到影响。

67军政委陈继德早年职务不算突出，新中国成立后才提为师级干部。不过他是知识分子出身，思想也过硬，得到组织大力培养，从南京军事学院政治系毕业后调到67军。

他也是比较反感王效禹的，除了最开始听从指示外，其他时期基本跟军长李水清一样，对乱象进行了抵制，因而在运动初期被提为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

不过对陈继德来说，这才是他突飞猛进的开始。王效禹被控制不久，陈继德又接到调令，前往总参担任政治部主任，1970年又提为副总长。

1968年初还是军级干部，只用了两年就升为大军区正职，这是相当夸张的速度。不过，这也差不多是他的最高点。

1971年的那架飞机失事后，陈继德奉命审查另一位副总长阎仲川，这时组织对他还是很信任。但1973年总参进行了人员调整，陈继德也被怀疑跟原总长黄上将有来往，就被调为湖北省军区政委。两年从正军到大军区正职，结果又三年从大军区正职降到正军，这个起伏也算独一无二了。

后来组织没有发现陈继德存在问题，就又一次调动，任命为广州军区政治部主任。80年代陈继德响应组织号召主动离开工作岗位，晚年他一直生活在广州，享受大军区副职待遇，于1990年病逝。

两人都是通过运动得到迅速提拔，但没有因为运动结束而遭遇波折，纵观李水清和陈继德的经历也能发现，组织并没有一棍子把人打死，也是结合了时代背景去辩证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