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从三明来到厦门学习雕塑。做这个选择，理由其实很现实：听说学雕塑比较容易在厦门找到工作。现在回头看，这或许也和我小时候喜欢玩泥巴的经历有关。但在当时，我并没有“成为艺术家”的想法，甚至不太明白“艺术家”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只是喜欢艺术，想尽办法多看、多学，希望有一天能靠它养活自己。

学校里教的主要是西方写实雕塑，我当时很崇拜罗丹。但到了毕业创作，我却没有完全按照写实雕塑的语言去做，而是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毕业后，我读到《杜尚访谈录》，那本书对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它让我开始认真思考：艺术的边界在哪里？雕塑是不是只能是我们过去学习的那个样子？

我开始想尝试一些学习经验之外的东西。2003年，我从厦门来到北京，开始“北漂”，也到中央美术学院进修。那时的北京给我的感觉，就像让我置身于当代艺术的现场。过去模糊的很多问题突然变得具体，创作的方向也慢慢清晰起来，我整个人的激情被真正点燃了。

城市里，到处是“标准的人”

我在厦门生活了八年半。那段时间，我经常坐公交车，也总是注意车上的售票员。她们每天重复报出同样的站名和准确票价，一遍又一遍。那是一种非常机械、非常无聊的工作状态。去一些大酒店时，我也会看到门口的服务员不断重复“欢迎光临”“下次再来”，脸上保持同样的笑容，身体维持同样的姿势。

这些话听起来很热情，但当它们每天被重复几百遍之后，里面还有多少真实的感情？

我并不是要批评那些售票员或服务员。恰恰相反，我对她们有一种怜悯。因为这些看似标准、得体的行为，背后其实是为了生存而不得不进行的重复。人必须把自己调整成某种统一的状态，才能进入现代城市的运行系统。

我从中感受到一种很微妙的反人性特质。后来，我创作了《标准时代》。作品中的人物微微鞠躬，脸上始终保持着标准的笑容。他们看上去客气、友好、没有攻击性，甚至带着一点喜庆。但在我看来，那个笑容里也有疲惫、无奈和被规训的痕迹。

《标准时代》北京建外SOHO‌/‌2004。（图/由被访者提供）

这并不只属于服务行业。我们每个人在城市中生活，都可能需要扮演某种角色，说合适的话，露出合适的表情，把真实的情绪收起来。这种为了生存而不断重复的状态，也映照着我自己的生活。很多年后再回头看，《标准时代》记录的不只是一类人的姿势，更是那个时期的城市生活中普遍存在的一种表情。

一件反思标准化的作品，被标准化复制了

《标准时代》后来进入了很多公共空间、商业空间和企业园区。我也逐渐发现，这件作品正在脱离我的控制，进入它自己的社会命运。我第一次发现它的盗版，是在北京大悦城的一家服装店。后来，类似的仿制品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大量出现，多到让我不知所措。

最让我震惊的一次，是发现一家德国跨国企业在复制我的作品。这家公司在全球60多个国家设有分店，却几乎把盗版的《标准时代》当成了主打销售产品。最开始，我还以为国外出现的盗版可能是从中国“出口”的，后来逐一对照才发现，很多仿制品的源头很可能就是这家公司。

一件反思标准化生活的作品，最终被商业系统大规模、标准化地复制了。这件事本身几乎就像作品的另一部分。它有时也会被完全相反地理解。原本带有反思意味的人物，因为面带笑容、微微鞠躬，而被一些商场、公司或餐厅当成了热情迎宾的形象。作品中的无奈和批判被拿掉了，只留下“欢迎光临”的表面意义。

但艺术被误读，其实很正常。艺术家不能奢望所有人都理解作品的创作本意，能够得到一部分人的共鸣，已经值得欣慰。

高孝午的雕塑作品《共境》（图/由被访者提供）

作品一旦进入社会，真正的交流才刚刚开始。一方面，我们当然希望它能在更合适的空间中被呈现；另一方面，它也会被交给社会，在不同的环境里自然流动，接受各种理解甚至误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进入社会以后发生的一切，也是对一件作品价值的验证。

只是盗版事件依然让我五味杂陈。盗版的传播速度一定比正版的快，因为它不需要考虑作品应该传递什么，也不需要尊重创作者，一切只以金钱为目的。它可能让一个形象获得更广泛的知名度，却也常常传播一种恶俗、断章取义的审美印象。大众认识了这个笑脸，却未必知道这个笑脸为什么存在。

作为艺术家，我当然希望作品能够给人带来更深的审美启发，甚至引发他们对生活的思考。但我也越来越明白，艺术家无法控制作品最终如何被认识。我们唯一能够持续去做的还是创作，尽量把作品和展览做好，剩下的只能交给社会和时间。

手机长在了我们的手上

我的早期作品，包括《标准时代》《城市梦想》《我们这一代》《软暴力》，都和城市化过程中人的状态有关。

过去30年，我自己经历了从农村到城市，又从一座城市来到另一座城市的过程。我的个人成长，几乎和中国发展的30年重叠在一起。城市改变了人的工作方式、生活习惯，也改变了人的表情、姿势和身体。

高孝午的雕塑作品《缘-爱》（图/由被访者提供）

20年前，人作为碳基生物的状态还比较明显。今天，我们的行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其中对我们造成最直接影响的就是手机。手机好像已经长在我们的手上，成为身体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改变了我们的动作，也改变了我们的意识和习惯。我们越来越难专注地享受当下，也越来越难真正和自己的内心交流。

这种无法保持专注的状态是很痛苦的。人的身体还在这里，灵魂却好像一直游离在别处。

几年前，我创作了《未来标准》。在我看来，人的本质处境并没有完全改变，依然有无奈的生存状态，依然有标准的微笑和标准的卑躬屈膝。只是今天，人的外部包装改变了，“壳”变得更厚，道具变得更多，甚至身体的某些部分也被道具化了。

《标准时代》中的人需要把自己变成符合城市要求的样子；《未来标准》中的人，则似乎已经分不清哪些是自己，哪些是附着在身体上的工具。早期的创作，对我来说更像一种呐喊和反思：一方面，我用作品证明自己的存在；另一方面，我也一直在和现实较劲。

但时间久了，我发现自己的创作状态好像也慢慢陷入了社会问题的旋涡。也许和年龄增长有关，我开始期待:创作能不能不只是指出问题，也成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艺术是否能够与人的生命追求建立更有滋养性的关系？

我开始重新回到自己的内心，思考自己真正的内在需求是什么。

我从小在自然环境中长大，知道简单的快乐对一个人有多重要。成年后经历了复杂的城市生活，反而让我不断想起小时候的生活。那种经验不是怀旧，而是让我意识到，人和世界之间也许还可以建立另一种关系。

我们如何认识生命？如何与这个世界更好地相处？创作能不能让人重新找到一种真实、专注和简单的生命状态？这些问题成为《再生》系列的起点。

高孝午的雕塑作品《再生-鲤鱼》（图/由被访者提供）

这并不意味着我不再关心社会，而是我看待社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过去，我更想把问题揭示出来；现在，我也想知道，人能不能从问题中重新生长。

高孝午的雕塑作品《再生-蝴蝶》（图/由被访者提供）

回望这30年，中国最值得珍惜的一种变化，是人始终不满足于现状。人是一种很特殊的存在，会不断更新自己，不断探索未知。正是这种状态，推动着社会向前，也推动着我一次次改变自己的创作。但有些东西似乎一直没有改变。我们永远在追求幸福，却又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幸福。或许，这也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持久的一种“标准表情”。

题图| 被访者提供

排版 | 高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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