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模式具体体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的发展战略导向。第一是“供给导向”。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发展经济、保障供给”至今仍有较强的延续性。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决供给不足是第一要务，这一导向具有深厚的历史惯性。第二是“出口导向”。尽管已推进新发展格局和国内大循环战略，但出口导向的特征仍未根本扭转。外需长期扮演着消化国内产能的重要角色，这使得生产端扩张的动力始终存在，即便内需走弱，出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产能运转，进一步强化了供给扩张的惯性。第三是“赶超导向”。以GDP为核心的地方竞争格局，使各级政府的行为天然聚焦生产端扩张。GDP竞争带来了包括“内卷”在内的多重行为扭曲，供给端持续承压。第四是“安全导向”。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战略要求，使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韧性成为重要考量。补齐供应链的短板需要在供给端发力，而为了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有时还要保留一定的冗余产能。

原文 ：《探求扩大需求的有效路径》

作者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 张晓晶

图片 |网络

战略导向需作出新调整。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价格被压低，用以支撑生产端的低成本扩张。劳动价格是其中最核心的一条：产能和GDP上去了，但居民收入未能同步增长。未分配的部分转化为投资和扩大再生产。资金价格的隐性补贴。一方面，官方通过降低利率和信贷配给向国企央企倾斜，补贴生产端；另一方面，居民抵押贷款利率远高于一般生产性企业利率，形成居民对国有金融机构及广义政府的隐性补贴。这种利差安排削弱了消费端的需求能力。长期以来，财政支出侧重生产建设，直接形成供给能力；“投资于人”才能通过迂回渠道支持消费、扩大需求能力，但转型并不容易。金融资源配置与地方激励模式的叠加效应。金融资源持续向生产端倾斜，强化了供给端的制度优势。需求端缺乏对等的制度支撑，难以形成与供给扩张相匹配的消费能力扩张。

需要强调的是，导致供强需弱的增长模式与制度安排，曾为突破短缺约束、推进工业化进程、扩大国际市场份额、提升综合国力和维护产业安全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一点是必须肯定的。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目标函数、约束条件都已发生变化，这些战略导向也需要作出新的调整。

推动财政支出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投资于物”直接形成供给，而“投资于人”才能从根本上扩大需求。财政支出长期侧重生产建设，形成了持续的供给扩张能力。转向“投资于人”，虽不能直接形成可见资产，面临资产负债匹配等现实约束，但能通过提升人力资本间接促进创新，更重要的是能够解决基本民生和消费问题，从需求侧发挥根本作用。这一转变的难点在于需要克服资产负债匹配的制度惯性。

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是阻断供需失衡负向循环的关键环节。除制度性因素外，居民资产负债表受到冲击是供强需弱不可忽视的微观基础。房地产持续下行，使居民部门资产端持续收缩，而债务端刚性不减，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和意愿被双重压缩。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核心路径一方面是通过稳房市、稳股市改善资产端，另一方面是通过加大医疗、社保、养老、教育、保障性住房等的政府支出，减轻居民债务负担来改善负债端，进而阻断资产负债表收缩的负向循环。

推动国民收入分配向居民部门倾斜是扩大消费能力的重要举措。增长模式的供给导向使国民收入分配持续偏向政府和企业部门，居民部门占比偏低。国民储蓄中企业储蓄增长非常快，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企业不分红、持续再投资，不断扩大生产，而对消费端的支撑能力越来越弱。政府财富应适量向居民部门倾斜，打破“生产扩张-企业储蓄增加-再投资”的闭环，使居民部门获得与其贡献相匹配的收入份额。

让全民分享AI创新红利是技术革命时代扩大需求的战略方向。AI对需求的直接拉动主要体现为算力、芯片、数据中心等中间品和资本品需求；其对终端消费的带动则更多是间接的，取决于AI能否转化为居民收入增长、消费能力提升和新的消费场景。考虑到AI对就业的冲击以及加剧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张力，会拉大收入差距并对需求扩张形成抑制，政府需要有所作为。需要补充的是，实际推进中还需审慎处理几个问题：一是政府入股应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避免对企业正常经营和公平竞争形成干扰；二是收益分配机制要兼顾可持续性，防止财政承诺超出实际能力；三是要明确补偿对象和方式，使政策真正指向受技术替代影响的群体。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2017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狄书一

《社会科学报》2026年征订

点击下方图片网上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