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解放战争史料，大家可能会被国民党军队的混乱建制弄得一个头两个大，诸如绥靖公署、“剿总”司令部、绥靖区、兵团、整编军、整编师，到底谁大谁小，为什么还能互换，没三五万字都说不清楚。

之所以有这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建制，还是跟1946年国民党以整军为名的裁军有关，当时老蒋为了在和谈中讨价还价，搞出了把军变为整编师的新花样，在保存嫡系的同时大幅削减军阀部队，时任“国防部长”和参谋总长的白崇禧和陈诚，在“整军”过程中也都各有主张，后来曾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官的杜聿明回忆起相关事件，还认为这三人中错得最离谱的就是陈诚。

杜聿明认为，陈诚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还是延续了他在整军之争中的一贯主张，这才导致东北蒋军一败再败。而深入参与那场整军闹剧的郭汝瑰，则知道更多内幕，读者诸君看了他的回忆录，似乎也能分析出当年蒋、白、陈之争，真正犯了大错的是哪一个。

读者诸君搞不清楚那些五花八门乱七八糟的蒋军建制很正常，当年“整军”的主要参与者，时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后来两次担任第三厅厅长的郭汝瑰有时候也有点犯迷糊，因为当年在“整军”问题上，老蒋和陈诚、白崇禧一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下面也争得不可开交，结果自然是像《朝天子·咏喇叭》唱的那样：“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

老蒋虽然权欲熏心，总想弄一个说一不二的蒋家王朝，但实际上从未做到令行禁止，刘家的川军、程家的湘军、阎家的晋绥军、龙家的滇军以及青马、宁马，更早些时候还有冯家西北军、张家东北军，都不完全服从老蒋指挥，很多军阀只有要钱的时候才把老蒋当回事，这也是老蒋要借国共和谈之际以整军为名进行裁军的主要原因——老蒋原本是不愿意减少部队的，但能借整军为名大幅削减杂牌部队，那也是老蒋喜闻乐见的。

抗战胜利后，马歇尔来华参与国共和谈，和谈的焦点之一就是双方都大幅裁军，最后确定的标准是以师为单位，双方各保持若干建制，虽然没有真正谈拢，但老蒋和他的军方高层却搞出了一个新花样：把原来的军稍加改动成为“整编师”，基本还是一个军的建制，却变成了“师级单位”，比如我们熟悉的张灵甫整编七十四师，就是俞济时王耀武接力打造的王牌七十四军，黄维的第十二兵团原先就是陈诚绝对嫡系胡琏整编十八军。

变军为整编师，整编军后来又扩编为兵团，有的绥靖区也变成了兵团（如李延年第六兵团原为第九绥靖区、刘汝明第八兵团原为第四绥靖区，冯治安的第三绥靖区还没来得及换名字，主力部队就被何基沣张克侠拉走起义了），不管怎么变，都是老蒋与其他势力明争暗斗的结果。

胡琏的整编第十八军变成了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却空降了一个黄维，连黄维也觉得不好意思，他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纪要》中回忆：“当时整编第十八军（等于兵团的组织）军长胡琏兼任整编第十一师师长，该军则下辖整编第十一师（即第十八军）和整编第三师（即第十军），另外整编第十师（即第十四军）也归胡琏指挥。以上述部队编成兵团，理应以胡琏任司令官。但是，因为整编第十八军在华中‘剿总’白崇禧指挥之下，人事派系矛盾的一方面是第十八军所属部队是华中有力部队之一，白对胡是拉拢的；另一方面白对陈诚和第十八军有成见，对胡琏屡有攻击，蒋介石不得不另外派人任第十二兵团司令官。”

老蒋在抗战胜利后搞了一个“国防部”，以白崇禧为部长、陈诚为参谋总长，这两人简直是不共戴天，后来陈诚丢了总长、白崇禧丢了部长，以顾祝同、何应钦继任，矛盾才缓和了一些，但刚开始“整军”的时候，老蒋还是要跟白崇禧、陈诚开会商量的，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说自己以第五厅副厅长（当时还没当第三厅厅长或徐州陆总参谋长）身份“仍承办改组国防部及整军业务”。

郭汝瑰作为“整军”草案的主要拟定者，是全程参与了那场荒唐闹剧的，他十分清楚：“原来三人会议整军方案是清除国共两党打内战，而国民党整军实质是一面整军，一面准备打内战。整军的目的在于淘汰老弱，核实虚冒以节省军费，表面上做给共产党和民主派看，表示国民党已在开始整军，以模糊世人视听。其时国民党军内的许多将领假借对付共产党的名义反对整军，同时也千方百计以整军名义整杂牌，整别的派系军队而不整自己。（本文黑体字，除特别注明外，均出自《郭汝瑰回忆录》）”

当时老蒋及其核心幕僚团的计划是嫡系主力每军编为一个师另一个旅，一般部队每军编为一个师，前六个月之内全部部队均缩减三分之一，军改为师，师改为旅，每旅两团，后六个月各师均按编制编为四个团而取消旅，多余者集体转业。

那些表面文章虽然是做给外界看的，老蒋的真实意图，并不是真正要裁撤嫡系部队，他要裁撤的是地方军阀的部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杂牌军，所以尽管有很多高级将领为了打内战而坚决反对裁撤任何军队，老蒋还是坚决命令其“整军计划小组”大刀阔斧砍杂牌：“国民党军队素质很差，编制五花八门，战斗力很不齐，补给很不方便，而且人数众多，军费浪费很大。抗战胜利后，竟把一些汪伪军及伪满军队都收编进来，全国军队总人数达五百万之多。在经济贫穷落后的旧中国，根本无法负担这么庞大的军费。蒋介石企图通过整军，整掉杂牌军，充实嫡系部队，以便提高战斗力，为打内战作准备。”

老蒋要借“整军”这把刀砍掉杂牌，至少要砍掉大部分杂牌，白崇禧作为桂系二号人物、桂军实际掌控者，是坚决反对的。郭汝瑰回忆：“白崇禧认为内战不可避免，反对整军，他主张在西北利用马鸿逵、马鸿宾的关系建立强大骑兵集团，蒋介石不同意，原因是蒋顾虑白崇禧利用教、族关系，如在西北思成强大势力，则尾大不掉，难以驾驭。”

老蒋主张猛裁杂牌而不动或少动嫡系，白崇禧则认为不但不能裁军，还要强化地方部队，两人各执一词，陈诚提出了更激进的方案：“对中央军要整，对伪满及汪伪部队更要整编。国防军不能容纳伪军，以保持国防军的纯洁性，不特称之为自新军，而且所有自新军，都只给暂编第××纵队的番号，所有整编部队编余军官，都成立军官总加以收容，人数达数万也在所不顾。”

老蒋和陈诚、白崇禧的意见不能统一，“整军”自然也就整成了四不像，军、整编军、师、整编师、整编旅混杂并存，前线甚至分不清大小王，指挥上也乱七八糟，直到淮海战役结束，绥靖区和兵团还同时并存，被消灭的整编师重建变回军级后也没有“归建”（如邱维达继任七十四军军长后，划入邱清泉第二兵团而没有还给第二绥靖区司令王耀武）。

会上争吵不休，会后当然是自行其是，白崇禧代表老蒋校阅部队，直接宣布了三条：一，保留骑兵，以便利用其快速的机动力以与游击队作战；二，目前急需大量火炮使用，所以晋造山炮、大正六年式山炮（四一式75毫米轻型山炮）不但不能收缴销毁，还要充分装备给“自新部队”，也就是陈诚瞧不起的伪军，三，“自新部队”不但不能裁撤，而且还要提高其待遇，以免他们“投共”。

白崇禧的意见，跟老蒋和陈诚大相径庭，陈诚到了东北后，先拿那些原来的伪军开刀，杜聿明在《辽沈战役概述》中说陈诚此举大错特错：“当时曾有东北人士好心好意地对陈建议：‘听说总长将东北各保安支队司令撤换，有许多部队会叛变投向共产党的。’陈反驳说：‘谁要投，就让他去投。他今天投，我现在就缴他的枪！’口气真是不小。”

杜聿明当东北保安司令长官的时候，搞了九个保安区十一个保安支队，陈诚踢出伪军后加入自己嫡系部队整编为四个军，至于被“遣散”的伪军去了哪里，熟悉那段历史的读者诸君当然知道。

据杜聿明回忆，陈诚不仅在东北裁掉伪军，这样的事情在山东也没少干，所以陈诚在东北一败再败溜回南京后，在白崇禧主持的“国防部”会议上，两地代表都很愤怒地落井下石：“山东代表赵庸夫大喊：‘胜利后不收编山东伪军，把三十万游击队逼上梁山，应请政府杀陈诚以谢国人。’东北代表张振鹭说：‘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我们要求蒋主席演这出戏。’全体代表，我也在内，不约而同地大喊：‘杀陈诚以谢国人！’白崇禧听到骂他的政敌高兴地笑了。”

据郭汝瑰回忆，当时如何裁军、整军，蒋家王朝并没有真正形成一致意见，基本是“谁的地盘谁做主”，陈诚作为参谋总长，显然实权更大一些，所以在他的势力范围内，一直以削减直至遣散伪军为重要任务，而白崇禧的桂系，也没有按老蒋的意图进行精简。

老蒋和陈诚、白崇禧各怀心腹事，谁是谁非一言难尽，但显然是陈诚的“执行力度”最大，连李宗仁也在回忆录中认为陈诚做得实在太过火了：“陈诚将收复区的伪军及抗战有功的游击队一律解散。解散的方式，也像日军缴械一般，老实的将领便将部队解散归农，凄怆情形，难以言状，狡黠的便另打主意了。在这种不近人情、鲁莽灭裂的办法下，失业军官动以千计，向共军投奔的，更不计其数。我当时目击陈诚这样无理蛮干，便引为绝大的隐忧。我得机总劝告陈诚说：‘辞修兄，你这种干法是替共产党凑本钱啊！’”

陈诚当然不会把李宗仁的劝告放在心上，老蒋对他的做法也未必满意，所以后来才有了陈诚“辞去本兼各职”，至于在那场名为整军的裁军中，老蒋和白崇禧、陈诚谁犯的错误最大，读者诸君想必也自有高见，那么在您看来，陈诚此举是“好心办了坏事”还是“坏心办了好事”？如果按白崇禧的意见来搞，结果又会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