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中央即将召开十二大，各部门按照惯例呈递了本单位的拟定名单供组织参考原则。一般来说，重要单位的一二把手只要被送上去，都能够被选中。

但基建工程兵却很奇怪，党委副书记兼第一副主任的黎原完全有资格列入名单，却被人要求“自愿退出”。黎原并未同意，结果他的名字还是被划掉。

叶帅、王震、谷牧三位国家级领导人听说后都觉得不妥，为黎原的事做出批示，奈何没能起到效果，依然是维持原议。

因为有力挽狂澜之功，叶帅当年的地位极高，连他出面都无果，黎原身上到底经历了些什么呢？

黎原是开国少将，建国后担任过47军军长、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等职，调到基建工程兵是1978年末的事。

基建工程兵是一支很特殊的部队，虽然早在66年就已组建，但并不算独立兵种，是由国家建委领导的。直到1978年1月才正式成立了基建工程兵兵部，为大军区级。

彼时基建工程兵领导班子不完善，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谷牧（不久兼任基建工程兵政委）和基建工程兵主任李人林便申请将黎原平调过来，依然是大军区副职。

谷牧是在1977年解决兰州铁路局事件中发现了黎原的能力，对其非常欣赏。李人林则曾任47军政委，抗美援朝中指挥过140师师长黎原，同样印象极好。

有两位老领导提携，按道理来说黎原在新单位会比较顺利，然而后来他恰恰因为工作，与其中一位老首长产生了矛盾。

当然，这里面并没有私怨，只是在公事的思想上有些差异。最大的分歧就是，“基建工程兵”到底是“工”的属性重要，还是“兵”的属性重要？

别看似乎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实际却牵扯到方方面面，管理模式、待遇考核、提拔晋升、生活方式等等，都会因为一个字而天差地别。

黎原在回忆录里说过，自己能调到基建工程兵，一方面是两位老领导的推荐，另一方面则是：

“基建工程兵部队扩编太快，部队管理跟不上，缺乏军事指挥干部。基建工程兵领导机构成立后，担任兵种领导的都是从各部委抽调的干部，他们大都离开部队多年，对部队管理有些生疏，因此急需调派熟悉部队管理的干部，加强部队的管理。”

所以，他要求基建工程兵保持军人的作风，必须有纪律、有组织、勤锻炼。否则军纪松散了，工程质量、效率都会出大问题。

但是，李人林却有不同观点。李人林从64年开始转到中央工业交通政治部，逐渐脱离军队一线，66年基建工程兵初建时，他就有参与。

他是看着基建工程兵如何从挂在国家建委下，到独立成为兵种的。对于单位的实际情况，他也了解得更深刻。

李人林认为，基建工程兵本质上还是干工程、推进国家建设，以“工”为主。如今虽然被纳入军队序列，但经费来源、工作任务等方面很多时候是按国务院原有路线去走的。

所以，军队的那一套可以有，只是得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占比。指战员每天到工地干一天，回来还按照军队的那个强度去训练，人是吃不消的，工程质量更没办法保障。

这两种观点你要说谁错吧，其实都没错，只是角度不同。黎原一直都在军队，并且在他认知里自己调到基建工程兵就是要加强军事化，那他必然会按照军队的模式去推行。

而李人林转到行政已经多年，长期接触的都是建设方面的工作，他看到的是，基建工程兵的本质并没有因为设立指挥机构而改变，那么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做才稳妥。

亲身经历带来的不同视角，很难得到调和，导致两人相处起来小问题不断。像每日的时间分配、军事训练占比、赶工期时是否要训练等等，都很难达成一致。

两人争议最大的，还是在用人方面，李人林强调赶工期、上产值、以完成工程为先。所以谁能拉工程、谁能完成任务，就用谁，政治考察被放在了后位。

这个做法对于黎原来说是难以接受的，他认为这样已经是“论关系”、“论亲疏”，触碰到了组织原则，再怎么说基建工程兵也是军队内，要讲规矩、讲程序。比如机关有一名连职干部不经党委讨论，直接提拔为管理处正团职处长，这非常不符合解放军的作风。

黎原把自己的观点跟李人林说了，但对方没有变化，黎原只好向政委谷牧提意见。谷牧79年3月兼任基建工程兵政委，奈何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家经济和基建宏观层面。

所以，谷牧听完黎原的汇报后，批评了李人林等干部一顿，但还是没办法去抓部队的具体工作，基建工程兵内部的主要风气也没变过来。

原本黎原希望的是通过“政委路线”来平衡主任的权力，结果事与愿违。并且由于谷牧更重要的职务是国务院副总理，在一些人看来，黎原是想利用中央层面施压。

后来基建工程兵内部开会时，有人说黎原“不懂基建工程兵的特殊性”，有人指责他“抓政治过头”，还有人认定他“爱给人戴帽子”，气氛变得越来越微妙。

黎原后来回忆，最初跟李人林配合很好，彼此之间的沟通也比较顺畅。但因为在用人、管理方式上的分歧越来越多，再加上反映问题之后的种种后续，两个人之间渐渐出现了难以弥合的隔阂。

到1981年6月，华同志在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正式辞去中央主席、军委主席。不久，中央决定于1982年9月召开十二大下半年，各单位开始推选十二大代表。

这时候基建工程兵内部开始出现风言风语，说黎原在大运动时期跟华同志关系亲密，（黎原担任过湖南省革委会主任，华同志是副主任）且76年还写过一篇“吹捧”华同志的文章。

此类声音多了，基建工程兵党委常委都来找黎原谈话，要求他“自愿”退出十二大代表候选人资格。黎原当然不接受，多次在常委会上解释，奈何都没结果，常委最终的决定是把他移出名单。

这种落差，对黎原来说是个很重的打击。他向政委谷牧及中央申诉，希望“调查清楚，给一个结论”。谷牧找到黎原安慰：

“七六年华同志在叶副主席、李副主席等支持下，粉碎‘四人帮’是有功的⋯⋯当时对华同志讲几句好话，那没什么了不起，坦然置之，我也支持过，我也讲了；叶帅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你写这篇文章，有些过分之词，我认为没什么了不起的，是一般问题。当不当代表要正确对待。他们要你辞去，是没有道理的⋯⋯”

黎原是359旅出来的干部，另一位国务院副总理、原359旅旅长王震在材料上批示：九旅（指359旅）知识分子干部现在很少了，黎原同志是比较好的一个干部。关于华同志，说一些过头话，大家都有过，还是应该选一届中委。我同意谷牧同志的意见。

叶帅也批示：“当时我贬居长沙，黎原同志任47军军长，驻长沙。我在长沙受到各方面的歧视，而黎原同志尚敢与我公开往来，在看人看事上有独立见解。我同意王震同志、谷牧同志的意见。”

按理说有三位重量级领导人出面，黎原的事情应该可以顺利解决。可没想到一些人还是我行我素，在下边搞小动作，开会时不通知黎原，选举也不让他参加，最终黎原被取消了代表资格。

唯一庆幸的是，三位领导的话还是保证了黎原没有“政治问题”，否则还会有一顿上纲上线。

1982年，中央准备百万大裁军，基建工程兵建制也在要撤销的序列之内。杨得志总参谋长找兵种领导班子征求意见，其他人都表示反对，只有黎原赞同撤销，同年8月，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关于撤销基建工程兵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