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春，吉林四平，耿飚、李克农和许光达代表共产党方面前来处理军事调处事务。谁也没有想到，这场名义上为停止冲突而来的会面，竟以代表被限制行动收场。
当时，国共两党曾在重庆谈判后达成协议，准备在北平设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由国共双方和美国方面共同参与，处理各地军事摩擦。共产党方面由叶剑英负责，耿飚奉命前往北平协助工作。
东北局势很快恶化。国民党军队向东北解放区推进，四平成为双方争夺的要地。军事调处人员赶赴当地，本意是了解情况、劝止冲突，避免战事扩大。
有意思的是，国民党方面派出的代表，正是第71军军长陈明仁。此人出身行伍，经历过北伐、抗日战争等多次战事，作战能力较强，在国民党军队中颇有声望。
但耿飚一行抵达四平后，并没有立即开展工作，而是被安排在指定住所，外面有部队看守，行动和通信都受到限制。说得直白些，他们成了被扣住的调处代表。
耿飚对此十分恼火。见到陈明仁时，他直接追问：“为什么限制我们的行动？为什么不让我们同北平取得联系？”陈明仁的回答很简单：“这是上面的命令，我只能照办。”
这句话并没有消除矛盾。耿飚清楚，真正担心调处发挥作用的，并不是地方部队，而是蒋介石方面。只要四平战事没有结束，调处人员就可能成为阻碍进攻的因素。
被困并不意味着无事可做。耿飚开始与看守人员接触，尤其注意寻找能够传递消息的渠道。他后来通过同为湖南人的刘建义，逐渐了解到外部情况，判断四平即将面临更大规模的攻击。
这个判断关系重大。若战事不可避免，驻守四平的部队就必须考虑保存力量，而不是为了守住一座城市付出过重代价。耿飚于是设法起草电报，提出应当及时掌握敌情，做好撤退和转移准备。
电报不能直接送出，他便让机要人员整理成密电，再想办法通过美方调处人员转递北平。这个办法带有风险，但在当时的封锁环境下，已经是能够利用的渠道。
电报最终传到北平方面，并引起重视。随着四平局势变化，蒋介石方面继续扣留调处人员的理由逐渐减少，陈明仁奉命将耿飚等人释放。
释放之后，陈明仁设宴接待这几位来自共产党方面的代表，多少也有赔礼和缓和关系的意思。此前剑拔弩张的双方，暂时坐到了一张桌子旁。
两人交谈后才发现，彼此都是湖南醴陵人。老乡相见，气氛一度缓和。陈明仁谈到各自军队的生活条件，带着几分得意说，国民党军队能够吃洋面、喝好酒，军服也常用卡其布；共产党方面条件艰苦，吃穿都比较紧张。
这番话触到了耿飚的敏感处。他当场沉下脸来，说道：“我们中国人怎么总是吹外国？”话不长，分量却很重。
耿飚并不是否认物资差距，而是反对把洋面、洋酒和洋布当成值得夸耀的资本。他接着指出，国民党军政人员吃得穿得好，并不等于普通百姓也过着同样的日子。若只拿少数人的享受证明制度优越，恰恰回避了民众的真实处境。
陈明仁一时无言。耿飚的质问，也不只是针对一顿饭、一件衣服，而是针对当时社会上以外国货品评身份、以表面排场掩盖民生困苦的风气。不得不说，这种争论背后，已经超出了两个军人的个人意气。
陈明仁并非没有判断力的人。他后来在长沙问题上作出了不同选择。1949年8月，程潜、陈明仁等率部起义，长沙和平解放。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仁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司令员等职。耿飚与他的四平相逢，也因此成为两段人生道路之间一次颇有意味的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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