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7日，河南省委书记刘宁在全省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工作推进会上，将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整治列为第二项攻坚任务，要求“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三天后，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再次强调“真正把基层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9月3日，郑州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李卫林在扩大会上明确：“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销号。”
会议开了一箩筐，精神传达了一层层。然而，郑州经开区郑姚管理区春岗村的30余万元宅基地款“体外循环”案，自2024年10月事发至今，近两年过去，村民们等来的，只有一个政务处分和一句口头告知。

这究竟是看不见？不想管？不敢管？还是管不动？
一、事实：一笔30万集体资金，在体制外“流浪”了一年
据举报材料，2024年10月至11月，春岗村委干部在未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未履行公开招投标程序的情况下，擅自将十余处村集体闲置土地以宅基地名义出售给本村村民，单价约3万余元一处，总金额约30余万元。
这笔钱，自始至终没有进入村集体账户，而是存放在本村信贷员处。
2025年7月28日，经开区纪委电话回复确认受理举报。2025年11月，纪委查处认定涉案资金27万元。涉事村干部仅以政务处分结案。村干部称，大部分资金用于偿还村委陈年旧账，少部分被纪委查收。
从2024年10月事发到2025年11月查处，这笔27万元的集体资金在村集体账户之外“流浪”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里，资金有没有流入其他用途？有没有完整的流水可以证明资金动向？——这些关键问题，至今没有一个公开的、书面的回答。
二、定性追问：村干部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一）非法转让土地使用权：涉嫌刑事犯罪
春岗村委干部将村集体闲置土地以宅基地名义出售，这一行为直接触碰了法律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宅基地使用权只能在本村集体内流转，且需满足特定条件，任何将宅基地出售给不符合条件者的行为均构成非法买卖。
更关键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价额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罚金。
春岗村委干部的行为——未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未履行公开程序、擅自出售十余处集体土地——是否符合“情节严重”的标准？是否应当启动刑事追责程序？这需要司法机关给出明确回答，而非仅以政务处分了结。
（二）资金体外循环：涉嫌挪用资金或职务侵占
27万元集体资金存放于信贷员个人处长达一年，这一事实同样需要法律定性。
根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权威解读，村组干部挪用钱款行为的定性需区分资金性质和行为人身份。利用职务之便对村集体自有资金截留挪用归个人使用的，行为人是村集体自治组织工作人员，达到挪用资金罪立案标准的，应根据纪法衔接条款一并评价处理。挪用资金罪在特定情况下还会转化为职务侵占罪。
“用于偿还村委陈年旧账”——这一说法本身就是问题。村集体资金必须纳入村集体账户统一管理，严禁设立“小金库”、隐瞒截留坐支集体收益。《农村基层干部廉洁履行职责规定》第七条明确禁止“隐瞒、截留、坐支集体收益”。将30余万元集体资金存放于个人处一年之久，已经构成对集体资产管理制度的严重违反。
至于“偿还陈年旧账”，更需追问：还了谁的账？经过村委会议研究了吗？有会议记录和完整流水吗？如果村干部可以自行决定集体资金的去向，“村集体”三个字还有什么意义？
三、程序追问：政务处分结案，能服众吗？
（一）处分对象的错位
本案中，村干部受到政务处分，而花钱购买宅基地的村民收到了限期整改通知书——“干部背了个处分，老百姓买了个违法”。
这种处理结果造成了严重的权利义务错位。村民是基于对村干部的信任、按照村干部的安排支付了款项，其行为虽有瑕疵，但根本过错在于村干部违法出售。如果仅处理干部、不解决村民的合法权益问题，公平正义从何体现？
（二）处分层级的疑问
非法转让十余处集体土地、30余万元资金体外循环一年——这样的行为，如果仅以一个政务处分结案，那么：
党纪处分呢？涉事村干部如果是党员，其行为是否违反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是否应当同时给予党纪处分？
刑事移送呢？如前所述，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的行为涉嫌触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纪检监察机关在查清事实后，是否应当将涉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
（三）举报人的程序权利
更令人困惑的是，自举报至今，举报人仅收到经开区纪委田主任的口头告知，没有任何书面文书。
根据《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对属于本机关受理的实名检举控告，信访举报部门应当在收到检举控告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告知实名检举控告人受理情况，并将告知情况形成书面材料。举报人对处理结果有异议的，可以依法申请复议、复查，对复议复查结论仍不服的，可以逐级向上级纪检监察机关直至中央提出申诉。
口头告知，没有书面文书——这本身就违反了程序规定，也实质上剥夺了举报人依法申诉的权利。举报人不知道处理依据是什么、认定的事实是什么、适用的条款是什么，如何行使申诉权？
四、政策对照：三级会议要求与基层执行的落差
将春岗村事件放在2026年省市区三级会议精神的背景下审视，落差令人深思。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强化农村宅基地和农民建房审批管理，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并强调“深入整治农村集体资金、资产和资源管理突出问题”。
省委层面，刘宁书记在攻坚决战会上将“三资”问题整治列为第二项攻坚任务，明确要求“深化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加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规范化建设，持续整治村级‘老大难’问题”。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进一步强调“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走好群众路线，维护群众利益”。
市委层面，安伟书记要求“围绕农村集体‘三资’问题攻坚突破，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筑牢乡村振兴基础”。
区级层面，李卫林书记在9月3日扩大会上明确要求“扎实推进‘三资’清查”“做到问题不解决不松手，整改不到位不销号”。
四级会议要求，指向同一个方向：严查“三资”领域违纪违法，维护群众切身利益。
然而，春岗村事件的处理结果与这些要求之间存在明显落差：省委要求“深挖彻查”，基层仅给政务处分；市委要求“攻坚突破”，案件近两年悬而未决；区委要求“不解决不松手”，举报人连一纸书面结论都没有拿到。
五、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春岗村案暴露了什么？
刘宁书记在攻坚会上要求“推动从‘办成一件事’到‘解决一类事’”。春岗村案恰恰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样本。
第一，村级“三资”管理的制度执行存在系统性漏洞。 “四议两公开”制度要求村级重大事项必须经过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决议公开、实施结果公开。村集体土地的处置、宅基地的安排和使用，属于必须履行“四议两公开”程序的重大事项。春岗村委干部绕过了所有程序，这说明制度在基层的执行出现了“空转”。
第二，资金监管的“最后一公里”严重缺失。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单独开设银行账户和会计账套，资金必须通过专用账户入账。春岗村30余万元资金存放于信贷员个人处，暴露了村级资金监管的真空。乡镇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人员、审核人员及监督人员的失职渎职，同样应当被追究。
第三，基层监督的“责任链条”存在层层衰减。 《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监管缺位、制度悬空、内控失效，这些漏洞给小微权力留下了寻租空间，是滋生基层小微权力腐败的病灶”。春岗村案从举报到查处历时一年有余，期间区纪委虽已受理，但案件推进缓慢，最终仅以政务处分结案，难言“责任链条”真正拧紧。
六、春岗村事件，是看不见还是不想管？
回到标题之问。
是看不见吗？ 不可能。举报人实名举报，纪委已立案审查并查处了27万元资金，郑姚管理区还向购买宅基地的村民下发了限期整改通知书。事实清楚，证据确凿。
是不想管吗？ 如果不想管，纪委不会立案，不会查出27万。但查出27万之后仅以政务处分结案，不再深挖资金流向、不启动刑事追责、不追究监管失职责任——这种“点到为止”的处理方式，是否暗示了某种“不想深管”的心态？
是不敢管吗？ 村干部声称资金“大部分用于偿还村委陈年旧账”。这些“陈年旧账”的背后，是否涉及更复杂的关系网络？是否有人在为村干部“兜底”？这些问题，需要更高层级的纪检监察机关介入才能回答。
是管不动吗？ 从省委到区委，会议开了一次又一次，要求提了一遍又一遍。如果连一个村级的30万元资金体外循环案都“管不动”，那么“三资”整治攻坚战的“攻坚决战”又从何谈起？
干部背个处分，百姓买个违法——这样的处理结果，何以平民愤？何以服众？何以兑现“以人民为中心”的庄严承诺？
我们期待郑州市纪委监委、河南省纪委监委能够关注此案，提级办理、挂牌督办，给春岗村村民一个经得起法律检验和历史检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