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的国度里，有个性被视为危险的，或者说统治阶级要消灭个性，要让人们只注重家国观念，注重集体利益，而不要注重自己的利益，不然就显得太自私，还会被其他人戳脊梁骨。那么在这样的国度里，根本谈不上个性。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认为中国人从来都“把自己看作是最卑贱的。自信生下来是专给皇帝拉车的。”当然他说的是处于封建时代的中国，而不是现在的中国。赫士列特在《论英国小说家》中写道：“在专制的国家里，人类天性还没有重要到需要人去研究和描写的程度。”“但是现在谈到的我们的这个历史时期，已经有了对人身与财产的保障和言论的自由，这就使每个人感到他本来有某种重要性，而他也就变为他的邻人们某种好奇心的对象。”只有当人到了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才能发现自身的重要性，才能把自身当成研究和描写的对象。封建时代的国度，根本谈不上人性。按理说，封建时代的哲学家应该先知先觉，应该懂得人性的重要，可是农耕文明的体制限制了他们的思想。很多哲人进入体制内，要为封建体制鼓与吹，要为皇帝大唱赞歌，维护现有的等级制度，却不会强调个性。在他们的意识里，有个性的人是危险的，应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该“存天理，灭人欲”。所谓的儒术并非原原本本的儒家思想，而是权力系统改编了的儒家思想。后来生出了礼教，似乎是从儒家思想生出来的，实际是另外一种学问，就是钳制人的思想和学问，提倡仁义道德，往往成为人性的桎梏。所谓的天理并不是真的天理，老天是不会说话的，就是皇帝强调的等级观念，而不是美丽的人性，也不是鲜明的个性。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性往往遭到扼杀，可是权贵却可以逃脱道德指责。他们遵从一夫一妻制，却生生演化成一夫一妻多妾制，要养很多小妾，而普通男人娶媳妇儿都很困难，就更别提养小妾了。封建卫道士总是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王夫之主张："性者，生理也，日生则日成也"，认为人性是人类所具有的潜在的一种发展能力，这种能力是在生活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王夫之反对"生而知之"、生来就善或恶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才能和道德是后天学习的结果，从而强调教育的重要性。王夫之把人"性"分为"先天之性"和"后天之性"。所谓"先天之性"，即人的"自然之质"，主要指耳、目、口、鼻、心等感官的功能。所谓"后天之性"，即通过后天的"习"获得的知识、才能和道德观念，善恶均有，也可以说无所谓善恶。"性"应该是先天与后天的结合，人生长、发展全在于“习”的作用，这就是他所说的“习成而性与成”。王夫之发现了人性，要强调人性。戴震提出“理学杀人”的抗议。实际上封建时代的人只是面目模糊的群体中的个体，而不是活生生的一个人，甚至连名字都是随便起的。普通人的名字让秀才取，只能当农民，不能成为统治阶级的成员，或者说不能变成权贵。而权贵有名有字，还有号。文人有名有字有号，只是附庸风雅，要为以后做权贵打好基础。实际没有进入权贵圈子，就始终是“百无一用”之人。

封建社会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强调社会稳定，而且不遗余力地维持这种稳定。哪怕一些地方出现了饥荒和战乱，地方官也会伙同上级一起“捂盖子”，报喜不报忧。如果皇帝派了钦差大臣巡视地方，那么地方官就会乖乖奉上银子，而且好吃好喝好招待。最终钦差大臣被收买，伙同地方官一起蒙骗皇帝。皇帝不会到民间视察，根本不会微服私访，那么民间的事情只能凭借下级官员上报。经过层层上报，坏事就变成了好事，哪怕剿匪失败了，也一样败的有道理，甚至说成反败为胜，屡败屡战，勇气可嘉。为了维护地方稳定，每年地方官府都会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尤其是征发徭役和兵役的时候，收税的时候，就要维持治安，不让底层农民造反。甚至官府会出卖征发徭役和兵役的官职，出卖收税官的职务。当地的地痞无赖攒钱之后，等着买这样的官职。买了之后，可以动用一切非法手段催逼，甚至逼得农民家破人亡，而他们有官府的后台，披着合法的外衣，实际上做的是非法的事。《水浒传》有乱自上作和官逼民反的思想，确实说到了点子上。没有皇帝和官员的胡乱作为，没有官府的威逼，老百姓怎么会反？官员层层加税，有的还要炭敬和冰敬，扣留火耗。如此一来，各级官员就会拼命搜刮民间财富。清朝的官员俸禄不足2万，搜刮的民间财富将近20多万，按年来计算，这样的搜刮数目还算少的。大的官员搜刮数目更多，以至于《水浒传》中的梁中书给岳父太师蔡京上生日贺礼，要送十万贯生辰纲。这些钱不是他自己挣的，而是搜刮的民脂民膏，以至于被有个性的晁盖等人截获。

作为底层劳动人民，只能忍受官府的压迫和催逼，不能反抗，一旦反抗，就证明有个性，要被打倒。俗话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统治的天下都是皇帝的，老百姓耕种皇帝的土地，就要交税，还要服兵役和徭役，天经地义。老百姓没权没钱，甚至连正经的名字都没有，能叫阿猫、阿狗就不错了，哪里有什么个性可言？在皇帝和官员的眼中，老百姓就如同土里刨食的动物一样，没有什么思想和个性。有思想和个性的都是知识分子，要汲汲于功名富贵，要向官府靠拢，不是进入体制内做官，就是始终参加科举考试，写一些歌功颂德的文章，当然也就被洗脑了。绝大多数人都是农民，不读书，不识字，但从小懂得仁义道德，其实是封建礼教洗脑的结果。他们谈不上个性，也就失去了人性，始终被视成动物一般的存在。他们接受了封建礼教的洗礼，认为活着是人生最重要的目标，不会具有什么高远的理想。封建道德束缚人的头脑，似乎完全强调家国情怀，强调个人的奉献，而不强调个性，不强调人性的光辉。强调人性就强调人的作用，会出现私心，而有私心是违背公心的，是与国家意志背道而驰的，其实就是与朝廷意志背道而驰，这种理念是封建思想的遗留，也是封建卫道士倡导的。

鲁迅当时发出“仁义道德吃人”和“救救孩子”的呼吁，是时代的最强音。只有发现了人性，体现人性的光芒，社会才能进步。资产阶级发现了人性，要解放人性，还要人们贡献劳动力。无产阶级也发现了人性，不过在发展过程中很容易出现问题。现在不强调人的个性，所谓的个性需要只是跑偏的，是被资本运作的赚钱项目。不管是染黄发，还是纹身，不管是戴金银首饰，还是化妆，其实都体现个性，都成了资本运作的项目，赚了人们的钱，真正的个性却没有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