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锦大战结束之后，皇太极身体持续恶化，到了崇德七年（1642年）年末，感到病体难支，不得不成立临时最高合议班子，指定由多尔衮、济尔哈朗、豪格、阿济格四人集体会商处理日常政务。

但是，他真正病死的时间却是在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

从崇德七年（1642年）年末到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这长达八个多月的时间里，他都没有立储，致使他突然驾崩之后，帝位悬空，新生的大清政权内部弩张剑拔，差点酿成重大流血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呢？

前面我们也讲到，努尔哈赤“不豫”的时间是天命十一年（1626年）七月二十三日，死亡时间是八月十一日。而在这长达半个多月的时间里，努尔哈赤也没有立储，致使新生的后金政权在围绕大汗继承人的问题展开了一番明争暗斗。

努尔哈赤没有立储，是因为他早在天命七年（1622年）就明确宣布实行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和废黜大汗制。即他已经放弃中原王朝提前预立太子的方式，确立了八王共议国政，规定汗位必须由八旗诸王贝勒共同推选，而非君主一纸诏书来指定。

皇太极就是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成为新汗的。

皇太极经过了长达十七年时间的运作，大量吸收汉制，强化皇权，并在天聪十年闪亮称帝，但并没有彻底废除八旗旗主贵族的推选权。

即从制度上说，在皇太极时代，皇太极并无单方面钦定储君的权力。

虽说，早在崇德二年，他最为宠爱的宸妃海兰珠生下皇八子，他视这个新生儿为皇嗣，宣布大赦天下，向外界释放出“此为储君”的信号。但，这也仅仅只是一种政治上的试探而已。

此话怎么说呢？

他所颁布的那道大赦诏书，措辞规格极高，朝野读后，也都默认皇八子为皇储。

但这也只是皇太极个人层面的公开期许，并不是完成了八旗诸王合议后写入了制度的正式册立太子文告。

所谓此一时，彼一时。

当时他敢于这么做，是他的皇权正处于稳步上升期，威望如日中天，多尔衮兄弟的资历尚浅，权势未张，完全处于可拿捏范围内；豪格虽有爵位，同样是羽翼未丰。他所做出的这个表态，八旗诸王都没有公开反对的资本。

而且，海兰珠是科尔沁大贵族，蒙古各部是大清重要盟友。把海兰珠的儿子定为潜在继承人，是巩固满蒙联盟的政治安排。诸王即便心里有别的想法，也不便直接站出来对抗。

当然，最主要的是，皇太极只是“视之为皇嗣”，并没有举行正式册立仪式，没有赋予储君法定权力。他大赦天下，只是向天下宣告“此子为首选继承人”，并不等于这个孩子就是铁定的、唯一的继承人。

毕竟，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制就摆在那里，继位人最终仍然要通过诸王贝勒的共议。

还有，崇德二年，他身体倍棒、吃嘛嘛香，威望鼎盛，他在这个时候放出储君预告，谁会跳出来扫他的兴？

我们来对比一下后来康熙帝在立储问题上的操作。

清初的权力结构，经过皇太极、多尔衮、顺治三代人的改造，到了康熙朝，旧的八旗共议推举汗王的制度已经名存实亡。

实际上，在康熙初年，朝堂实施的是由四大臣辅政，不再是宗室诸王合议了。

康熙除掉了鳌拜，真正亲政之后，牢牢掌握了上三旗，直接控制朝堂，皇权达到了顶峰。尽管下五旗宗室依然有势力，却已经没有了合法的集体“另选新君”的权力。

康熙帝因此敢于在胤礽周岁立储，正式举行册立典礼，诏告全国，将胤礽法定为皇太子。

所以说，皇太极的“皇八子优待”之举，仅仅是一种政治上的试探，与康熙大大方方“册立胤礽为皇太子”的做法有着天渊之别。

康熙帝立胤礽，虽然绕开了八王共议推举制度，但储君和皇权的冲突也让他大伤脑筋。

胤礽成年之后，东宫形成了庞大集团，直接威胁到了康熙帝的皇权。

康熙帝心力交瘁，被迫做出了“两立两废”的无奈之举。

对皇太极而言，崇德二年，他的身体强健，大权在握，对外宣告皇八子为皇嗣，那是面向未来做长期规划。他认为，只要他活着，他就可以持续掌控局面，慢慢打磨和平衡各方势力，等到皇八子成年，就算有人心存异议，也不敢发难。他也自信，继承人从婴儿抓起，不存在“储君集团反噬皇权”的风险。

但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这个皇八子仅仅存活了两百多天，就猝然夭折了。

皇太极的长子豪格，英武能干，在领兵打仗方面，绝对是一个好手。

但豪格的母亲乌拉那拉氏却因为“乘拖床失礼案”触怒了努尔哈赤，于天命八年被皇太极休弃了。

也就是说，豪格原本就缺乏皇八子那样的母系背景，又兼母亲被休，地位更低。

还有，天聪九年爆发了“郊迎之变”，豪格为了表忠心，自作聪明地杀掉自己的妻子——三公主莽古济之女。

这一件事，可谓骇人听闻，充分地暴露了他凶残、粗暴的一面，而且，毫无政治城府。

对于这样的人，皇太极是不愿意“视之为皇嗣”的。

崇德六年松锦决战过后，豪格手握正蓝旗，又有两黄旗大臣紧密依附，拥有了独立强大的政治势力，一旦“视之为皇嗣”，焉知他会不会提前形成独立权力集团，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皇权呢？

父汗努尔哈赤杀褚英，就是血淋淋的前车之鉴。

鉴于豪格的凶残、粗暴，以及其背后强大的势力，皇太极不得不对他防着点。

皇八子早殇之后，皇九子福临、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相继来到人世，皇太极在继承人的人选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皇九子福临、皇十一子博穆博果尔哥俩也同属五宫后妃之子，血统尊贵。

但时势已易，多尔衮、阿济格、多铎兄弟的实力已有了大幅提升，话语权今非昔比，皇太极已经很难再像崇德二年那样轻松拿捏他们了。

皇太极一来觉得自己身体强健，二来也不愿让多尔衮、阿济格这些手握强兵的强藩提前知道以后会出现“幼主临朝”的局面，从而提前觊觎、布局，因此不动声色，不流露出任何要将福临或博穆博果尔“视之为皇嗣”的迹象。

到了崇德七年年底，他虽然一度感到病体沉重，但那也只是间歇性发作的风眩，时轻时重，并非持续卧床不起。

崇德八年上半年，他依然可以接见蒙古、外藩使者，处理政务。

他因此觉得，自己也才五十出头，身体还不至于坏到那种地步，只要注意休养，按时服药，大赦祈福，病一定会养好的，还不至于火急火燎地安排身后事。

然而，等到“不豫”的时间来临，他终究还是有心无力。

一方面，八和硕贝勒共议推举新汗的制度还摆在那里，他无权单方面册封。

就算他强行册封，也只会让事态变得更加糟糕。

因为，他一旦下诏册立，就等于把最高权力的归属问题摆上了台面，逼八旗诸王当场站队。

若立豪格，一方面，豪格就从“皇子旗主”变成法定继承人，势力会快速膨胀，会出现朝野重心转移到储君身上，重演褚英旧案的剧情；另一方面，多尔衮、阿济格、多铎的两白旗集团立刻对豪格转入对抗姿态，一旦引发大火并，国家军政、对明战事、外藩蒙古的维系都会动荡、甚至崩塌。

若立福临或博穆博果尔，就必须同时指定辅政诸王，等于提前敲定谁来掌辅政权。宗室里，最有资格辅政的就是济尔哈朗、多尔衮。多尔衮兄弟多半会为了争夺辅政主导权提前渗透、拉拢大臣，从而架空皇权。

一句话，他若在此时定储，矛盾就会马上引爆，而他本人却没有体力、精力去压场。

他当然也知道，矛盾不解决，在他身后也一样会爆，但他所能做的就是：不公开定储，各派势力就没有一个明确的攻击目标，也没有一个现成的“法定继承人”可供拉拢或者对抗。各派势力都只能积蓄力量，而不敢公开决裂。

那样的话，各派还能维持着平衡，内战还不会爆发。

至于他死后的帝位之争，只能由诸王按照旧制共议来解决了。

不立储，不表态，维持原状，实在是皇太极临终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奈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