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系西京研究院院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改革开放之初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短缺经济"。那是一个匮乏的年代，家里的第一台彩电是托人从国外"人肉"背回来的，冰箱、洗衣机贴着"松下""日立"的标签，桑塔纳轿车是身份的象征，年轻人最想要的礼物是一台日本的随身听。那时候的中国，造不出优质的工业品，家电、汽车、电子产品，几乎样样依赖进口。"进口货"三个字，就是质量的代名词。

四十多年过去，沧海桑田。今天的中国制造横扫全球，已经成长为人类历史上最大、最强的世界工厂。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45.47万亿元，自2017年起连续9年保持增长；其中出口26.99万亿元，增长6.1%，国际市场份额保持在14%以上，预计将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这个体量，这个增速，在人类贸易史上绝无仅有。

但遗憾的是，有一种东西，今天的中国却依然造不出来——那就是优质的金融产品。放眼当下的市场，中国老百姓想找到一件"性价比高"的中国制造的投资品，难之又难。于是历史的一幕荒诞地重演了：造不出工业品的时候，我们进口冰箱彩电；造不出优质金融资产的时候，我们被迫"进口"投资品——买美股、买日股、买QDII，甚至通过各种灰色渠道出海配置资产。世界工厂的产品卖遍了全球，世界工厂的储蓄却只能绕道华尔街寻求回报。这是当下中国经济最深层的悖论之一。

一、从"要素红利"到"生态红利"：中国制造已经创造人类历史纪录

必须首先承认，今天中国制造的强大，早已不是靠"低成本要素红利"——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环境红利——堆出来的。过去十年，中国制造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型，靠的是三重新的红利。

第一是供应链生态红利。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最坚韧的产业体系，41个工业大类、207个中类、666个小类，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应有尽有。一个新产品从图纸到量产，在美国可能需要数月，在珠三角可能只需要几天。这种"热带雨林"式的产业生态，是任何国家都无法复制的。世界贸易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已超过30%，也就是说，全世界每生产三件工业品，就有一件来自中国。

第二是工程师红利。中国每年培养数百万理工科毕业生，规模超过欧美日韩的总和。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第一。国际专利（PCT）申请量连续多年全球第一。正是这种人力资本的密度，支撑起从锂电池到光伏、从新能源汽车到船舶、从3D打印机到工业机器人的全面突破。

第三是规模经济红利。14亿人口的统一大市场，叠加全球最完备的物流网络，让中国制造的成本曲线不断下探，迭代速度不断加快。海关数据是最好的注脚：2025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5.25万亿元，增长13.2%；"新三样"、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7.1%和48.7%；自主品牌产品出口增长12.9%。有进出口记录的经营主体超过78万家，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提升至57.3%。这些数字，随便挑出一个，都足以写进教科书。

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刺眼的对比。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30%以上，货物贸易全球第一，但看看金融：人民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2025年12月仅为2.73%，位列全球第六大活跃货币；即使计入CIPS系统的交易，全口径占比也只有约3%出头。同期美元份额高达50%以上，创2023年以来新高。一个贡献了全球三成工业品、出口份额14%以上的经济体，自己的货币在全球支付中的份额不足3%。中国制造这么强、出口这么强，但全球贸易用人民币计价结算的比例低得可怜。这就像一个武功盖世的镖师，押的镖自己却说了不算。

产业强国与金融弱国，这个矛盾正变得越来越突出。出口越强劲，贸易顺差越大，外循环赚得越多，内循环的金融体系承接这些财富的能力就越显得捉襟见肘。巨量贸易顺差沉淀的美元资产，兜兜转转又回到了美国的国债和股市——中国人造出来的产品，最终以金融资产的形式，为别人的市场输血。这既是资产荒，也是定价权的缺失。

二、问题出在哪里：制造业的是可控制的工艺，金融业则是开放和自由的产物

为什么制造业能横扫全球，金融业却停滞不前？表面上看，两者都是"产业"，但逻辑截然不同。

制造业是"重"的：重资产、重流程、重执行。中国人吃苦耐劳、组织纪律性强、工程师数量庞大、地方政府动员能力高效，这些禀赋在制造业里是决定性优势。一台机器的精度差0.01毫米，用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和更细的工艺流程就能补上。

金融业是"轻"的：轻资产、轻技术、轻耗能。它靠的是制度、法治、契约精神和可预期的政策环境。金融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是"信任"二字——投资者愿意把钱交给你，是相信你能保值增值，相信规则不会朝令夕改，相信上市公司不会财务造假，相信投资者保护不是一句空话。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历史欠账太多：上市公司质量参差不齐，退市机制长期形同虚设，财务造假屡禁不止，中小投资者"用脚投票"用脚投票了二十年，只能转而"用美元投票"。

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功能定位。中国的金融体系长期是"财政的延伸、货币的管道"，核心使命是服务融资、服务稳增长，而不是服务财富管理、服务居民的资产性收入。银行体系以存贷利差为主，资本市场长期被当作融资市、政策市，而非投资市。

结果是，中国居民资产的配置结构中，房产占比畸高，股票和基金占比过低；而A股市场的长期回报率，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严重不匹配。当投资者在中国股市经历了"十年三千点"的反复，他们转而买美股、买日股，难道不是一种理性的用脚投票？

有人会说，金融开放和资本项目管制是人民币国际化的约束。这话没错，但因果要理清：恰恰是因为国内缺乏足够优质、足够深度、足够安全的金融资产，资本管制的放开才始终投鼠忌器。金融市场若没有"好资产"这个内核，人民币国际化就像没有货架的超市，门开得再大，货也没有。

三、政策转向：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

令人欣慰的是，决策层已经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并且已经开始系统性地纠偏。

第一，明确提出打造金融强国的国家战略。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系统部署了做好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篇大文章，把金融从"稳定器"重新定位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组成部分。这是顶层设计的根本性转向——金融不再只是服务实体的工具，它本身就是国之重器。

第二，2024年"9·24"一揽子政策之后，中央政治局会议明确提出"稳住楼市股市"，首次把资本市场提升到宏观经济稳定器的高度，把提高资本市场的适应性、吸引力和包容性作为明确的政策目标。这意味着，呵护市场、尊重投资者、让居民通过资本市场分享发展成果，已经从学术界的呼吁变成了决策层的共识。

第三，资本市场的制度整治明显加码。新"国九条"重塑市场生态，退市常态化、分红监管强化、财务造假入刑、"吹哨人"制度完善，长期资金入市的通道不断拓宽。这些制度建设的含金量，远比一两波行情重要。

四、924的遗产消耗殆尽，政策需要加大剂量

但是，进入2026年以来，资本市场的波动明显加大，A股这一轮牛市的根基正在经受考验。究其根源，很大程度上是"9·24"的政策遗产——那一轮超预期宽松带来的估值修复和市场信心——已经基本被消耗殆尽。行情从"政策牛"切换为"基本面牛"的档口，恰恰遭遇了多重冲击的叠加：美元的利率周期反复，地缘冲突持续扰动全球风险资产定价，人工智能革命对传统产业的颠覆重塑引发剧烈的分化，国内经济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深水区。

在这样的关口，政策层的最佳选择不是畏缩观望，而是继续加大宽松剂量。货币上，降准降息的空间应该继续打开，让名义利率尽快低于名义GDP增速，扭转实际利率偏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压制；财政上，化债之外需要更直接的消费支持和生育补贴，修复居民资产负债表；资本市场政策上，需要在市场承受压力时果断出手、稳定预期，把"稳住楼市股市"从口号变成可置信的政策承诺。

很多人担心刺激会有副作用。但请算大账：一个每年创造26.99万亿元出口、贡献全球三成制造业增加值的经济体，如果其国民不能在本国的资本市场买到优质资产，不能分享自己创造的财富，那才最大的风险——信用流失的风险、资金外流的风险、预期恶化的风险。

四十年前，中国人家里摆满了进口的工业品，那时我们相信"造不如买"；四十年后，中国制造已经强大到可以平视任何竞争对手，但中国人购买优质金融资产的需求，又一次只能依靠"进口"。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金融强国不会从天而降。它需要制度的重塑、法治的完善、对投资者权利的真诚尊重，也需要货币和财政政策的坚定呵护。唯有延续A股的牛市格局，让资本市场真正成为居民财富的蓄水池，让中国老百姓能买到国产的优质金融资产，人民币国际化才有底气，产业强国的果实才能真正沉淀为国民的财富。那一天到来之前，"世界工厂造不出金融产品"的悖论，将一直悬在中国经济的上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