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来，“内卷”几乎成了一个高频万能词；学生卷成绩、学校卷升学率、打工人卷工资、卷工作时长、企业卷价格……竞争好似无处不在，看上去人人都在努力，可努力本身却越来越不值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好像也越来越紧张。

就比如，打工人与老板，理想规则中本应是契约合作的关系；但在舆论中，这两者好像经常被推到了对立。

员工骂资本家贪婪、多少小老板却也越来越累；两者似在互相消耗，但实际上他们可能都是同一套逻辑的“执行端”。

过去几十年，从国家到企业，从企业到个人，风险越来越下沉，而收益却没有同步。

不少小老板承担了经营风险，但利润大部分被更上层的资本、竞争吃掉；资本回报率持续下行时，压力只能往人力成本端传导；而绝大多数打工人，在这个系统中却基本没啥议价权，只能听话的“卷”，工资少，保障少，自然没有安全感，消费自也得精打细算。

风险在向下沉，收益在向上走，议价权却停在最弱的一端。

这里说的议价权，不只说打工人，无数撑起全国大半就业的小微企业主也被卷其中，出口顺畅，增量竞争时尚还能吃到红利，而存量竞争时，许多也只能被迫出逃；而这些民营小微企业，恰恰才是提供基础就业岗位的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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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公开信息，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中，灵活就业人数2025年达到2.8亿，并预测2026年将增至3.2亿；这或许也是小微企业的生存映射。

顶层资本的极致财富虹吸，头部资本垄断了流量政策，产业利润压死中小企业的生存空间，小老板没资源、没壁垒、议价能力极低，利润被层层压缩，到最后，不少自然就压缩到打工人，甚至违反劳动法；可是，就算这样很多也只能艰难求存。

因为今天很多企业的难，不只是“订单减少”，还有利润分配方式的改变。

过去做生意，最显眼的成本是房租、人工、原料、物流；今天越来越多行业最重的负担之一，还有看不见的流量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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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创造了效率，让交易更快、供需更容易匹配，这一点无需否认；但当其同时掌握用户入口、流量分发、价格规则、评价体系和数据能力时，它就不再只是一个“中间人”，而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市场权力规则。

日常生活制造中的许多行业，同样的销售规模，利润的流向从“分散于分销链条上的多个主体”变成了“高度集中于平台”；这是渠道利润分配结构的根本变化。

三只松鼠2025年年报显示，该公司全年营收101.89亿元，归母净利润1.55亿元，但扣非净利润仅4940万元。与此同时，平台服务及推广费却高达13.12亿元，主要投向抖音、淘宝、京东三大电商平台。平台从三只松鼠赚取的推广收入，是公司扣非净利润的26.5倍。

在这个交易结构中，三只松鼠虽然在法律上拥有品牌和商品，但在利润分配上，它更像是为平台“打工”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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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还算是头部企业，小微企业、中小商家的生存更可见一般。

不投，不行；投了，也未必赚钱。最后看起来在创业，实际上像是在给平台和流量规则打工。

“平台已变成实际上的房东和地主，公司变成理论上的租户和长工”

传统地租体现为明确的土地租金，而平台数字地租则被包装为“技术服务费”“推广费”“信息服务费”等看似合理的市场交易对价。

他们将地租问题转化为费率问题，将结构性问题转化为技术性问题；让真正行使挤压权力的那个结构性位置，始终在话语中隐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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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依赖平台生存的不少中小企业，为了适应可能的规则不确定性，就会把风险往下传递，直到最后落到普通劳动者头上。

而社会舆论经常只谈求职困难，老板无良，却好像很少谈起中小民营企业的生存困境，真正制造贫富差距、垄断社会财富的头部资本，却稳坐舆论和规则之外，而本该是阶级和分配的深层社会矛盾，被刻意的转嫁压缩成了小微企业主和普通打工人的对立……

今天的内卷，本质上不是“谁比谁更拼”，努力越来越像只是入场券，而不是上升通道；人和人之间也越来越容易变成零和关系；这是风险、收益和议价权长期错配后，形成的一种集体囚徒困境；大多都不轻松，因为今天卷的，已不只是人，而是整个社会的价值、风险分配方式。

所以，真正值得讨论的，不只是“年轻人该不该躺平”“老板有没有良心”，而是怎样让这个社会重新形成一种更健康的关系：

让企业有利润空间，才有稳定岗位；

让劳动者有基本保障，才不会被逼进无限竞争；

让平台有边界，市场才不会只剩流量税；

让中小企业活得下去，才会有人愿意继续创造就业。

一个社会最危险的，不是大家辛苦，而是大家都辛苦，却不知道辛苦到底在为谁买单。

最后，叠个甲，10月1日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文章，明确将“收入分配”与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并列，并强调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注：个人观点，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