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天，北京新街口街道办事处的登记窗口前，沈醉和杜雪洁并排坐着。沈醉51岁，杜雪洁41岁。登记员递过表格，问了一句：“双方自愿？”两个人同时点了点头。没有婚礼，没有宾客，沈醉把半条粉色尼龙布剪成围裙送给了新婚妻子，就算成了家。

他的女儿沈美娟没有到场，但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她推着往前走的。

1960年11月28日，沈醉作为第二批特赦人员走出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特赦令让他重获自由，却也让他面对一个冷清的现实：妻子粟燕萍带着几个孩子去了香港，音讯全断，身边只剩下11岁的小女儿沈美娟。

他在雍和宫大街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搭起简易书桌辅导女儿功课，每天清晨先用热水瓶烫两只馒头，再去工程局抄写图纸挣钱。做饭、洗衣、缝补，一个曾经的军统少将，从头学起当一个单亲父亲。

1964年底，沈美娟忽然一本正经地跟他说了一句话：“我羡慕同学叫‘妈妈’，您若有合适的人选，我不拦。”这句话让沈醉沉默了很久。他辗转托人打听粟燕萍的消息，得到的回复是她已经在香港改嫁。那一晚他点着劣质香烟自言自语：“她没错，错的是我。”烟灰掉在膝头烫了个洞，他没有吭声。

1965年2月，经旧狱友介绍，沈醉在北京协和医院的走廊里第一次见到杜雪洁。杜雪洁是沈阳人，十五六岁被送进当地天主教堂当修女，沈阳解放后教堂解散，她无处可去，投奔北京的姨妈，在街道医院学了护理，当了一名护士。

两个人第一次见面，杜雪洁没有追问沈醉的过去，只问了他一句：“能不能保证以后诚实？”沈醉点头说：“我现在只会认真过日子。”

一个月后，两个人去街道办了登记。

婚后的日子，在外人看来是安稳的。杜雪洁每天早晨和傍晚陪沈醉去月坛公园散步，帮他整理报刊和信件。沈醉患有冠心病，杜雪洁做了一个牌子挂在门口，上面写着医生叮嘱：“冠心病患者应多休息、少谈话，每次见客以不超过15分钟为宜。”沈醉外出开会或参观，也总记得给妻子带回衣料或礼物，一次没忘过。

但沈美娟那边，情况完全是另一回事。

沈美娟放学回家，习惯和父亲并排坐在炕沿上聊天。杜雪洁端着缝纫机的踏板走过来，目光不自觉地投向父女俩。沈醉发现空气立刻紧绷，试图转换话题：“美娟，明天交学费吗？爸给你凑。”女儿识趣地点头，却掩饰不了局促。

有个周末，杜雪洁做了红烧肉，本想让丈夫先动筷，却看到沈美娟给小外孙夹了一块。她脸色一紧，把筷子“当”地放在了桌上，孩子吓得把肉掉回了盘子里。

沈美娟后来回忆那段日子时说得很直白：“每天看着她的冷脸，听着她的冷言冷语。”她想过逃离。1965年高考落榜之后，她本来可以再考一年，但她放弃了，因为“尽早出去工作、逃离这个家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她去学校填了服从分配工作的志愿表，结果左等右等，没有一家单位肯接收她，因为她的父亲是《红岩》里那个“严醉”的原型。

沈醉夹在妻子和女儿之间，两头都不好受。

他选择了忍让。为了维系家庭的稳定，他包揽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尽力讨好妻子。但沈美娟与杜雪洁之间的那层隔膜，不是靠多干家务就能消掉的。

终于有一天，沈醉忍不住了。他把女儿叫到一边，说了一句话：“再闹我就跟她离婚。”

沈美娟后来在回忆中没有详细写父亲说这句话时的表情。但可以想见，一个从功德林走出来、把“弥补对家人的亏欠”当作三条原则之一的人，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心里是拧着的。他不是在威胁女儿，他是在告诉女儿：他已经没有别的办法了。

这句话让屋里安静了。沈美娟没有再闹。但她也没有留下来。

1965年11月8日，北京第一批知青大军整装待发，准备奔赴宁夏农业建设兵团农建十三师。沈美娟报了名。

她是沈醉身边唯一的孩子，也是他最疼惜的人。知道女儿要走，沈醉老泪纵横。送站那天，他和杜雪洁一起到了车站。火车快要开的时候，沈醉两眼噙着泪对女儿说：“孩子，是爸爸害了你，爸爸对不起你！”在沈美娟即将登上列车的一瞬间，他下意识地拉了她一下。

沈美娟还是上了车。她去了宁夏，去了那个“视野之内是一片白茫茫的大碱滩，没有房屋，没有人烟”的地方。

到了兵团之后，有人在她背后指指点点：“看！她就是大特务严醉的女儿！”沈美娟后来在回忆中说，那段时间她的身体是劳累的，但内心充满快乐，因为终于离开了那个让她每天看冷脸的家。

沈美娟走后的那几年，沈醉和杜雪洁的日子继续过着。杜雪洁年过四十，不能生育，从来没有当过母亲的她心里始终有一个遗憾。她想要领养一个孩子，但沈醉不同意，他已经有儿有女，虽然儿子跟着前妻在台湾。两个人为了这件事争吵过。

后来沈美娟结了婚，生了孩子。她带着小外孙回北京住过一段时间。那个饭桌上抢肉吃的场景，就是在这段日子里发生的。杜雪洁把筷子放下的动作，沈美娟记了很多年。

再后来，事情出现了转机。沈美娟看到继母和父亲因为领养孩子的事闹矛盾，她做了一个决定。她把自己的小儿子交给了杜雪洁抚养。她对继母说了一句话：“妈，我把小儿子给您带。”杜雪洁一听，此后再也不提领养的事了，每天带着小外孙，过起了含饴弄孙的日子。

沈美娟后来评价继母的时候，没有说一句狠话。她说：“实事求是地说，在父亲后半生里，尤其是在晚年，继母对他的照顾无微不至，是我作为女儿也不能够做到的。”

1979年，沈醉恢复“起义将领”身份，享受副部级待遇，连续被选为第五、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1980年，他带着沈美娟去香港探亲，见到了分别30年的粟燕萍。回来后沈醉郁郁寡欢，杜雪洁看在眼里，说了一句：“这下你终于死心了。”

沈醉没有接话。杜雪洁也没有追问。两个人继续过他们的日子，一起去月坛公园散步，一起整理报刊和信件。沈醉外出开会回来，还是会给杜雪洁带衣料和礼物，和从前一样。

1996年3月18日，沈醉在北京病逝，82岁。后来与杜雪洁合葬。

从1965年秋天在街道办事处登记，到1996年沈醉去世，中间隔了31年。这31年里，杜雪洁和沈美娟之间的那层隔膜始终没有完全消失，但两个人也从来没有真正撕破脸。

沈醉夹在中间说出的那句“再闹我就跟她离婚”，让屋里安静了一瞬，然后女儿去了宁夏，妻子留在了他身边。一个曾经在军统局里以“年纪小、资格老”著称的人，晚年面对的是家里最难处理的一件事：一个不能生育的修女出身的妻子，和一个“严醉”的女儿，坐在同一张饭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