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1月30日，榆林城里的风刮得人脸生疼。二十二军军长高双成病死在任上，63岁。

消息传出去没几天，一副挽联从延安送到了榆林。写挽联的人是毛泽东。一个共产党的领袖，给一个国民党中将写挽联，这事放在那个年代，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更让人想不到的还在后头。灵柩从榆林往南走，回蒲城老家安葬，路过延安的时候，中共中央机关专门停下工作，给这个“国军”将领办了一场祭奠大会。林伯渠、贺龙这些人，亲自到场。边区政府还派曹力如带着朱德总司令和延安军政机关的挽联挽幛多幅，专程到榆林参加追悼会。

挽联写的是：“练兵辛勤，驱逐倭寇著功勋；救国友谊，传来讣报悼善邻。”

问题来了：一个国民党的军长，怎么就帮红军在延安活下来了？

这事得从头说。

他接手的，不只是一支部队

1936年2月1日，榆林城里一声枪响。“榆林王”井岳秀手枪走火，把自己打死了。这个人在榆林统治了二十三县将近二十年，死得潦草而突然。消息报到南京，蒋介石只批了四个字：照准，继任。

高双成接了班。

高双成是陕西渭南人，1882年生的。小时候家里穷，父亲死得早，跟着母亲搬到蒲城过日子。井岳秀家跟他家住得近，两个人从小认识。后来经井勿幕介绍，高双成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他就在井岳秀手下干，排长、连长、卫队营长、骑兵团长，一步一个脚印往上走。1925年当上了旅长，驻防肤施，就是今天的延安。1926年春率部入关中，协同友军击败了刘镇华手下的麻振武部。那时候他四十出头，在井岳秀手底下已经干了十几年。

井岳秀留给他的，不只是一支部队、一块地盘，还有一张网。

从1917年正式署理陕北镇守使算起，井岳秀花了将近二十年，在榆林城内外撒出去大量眼线、坐探、暗探。江南的茶楼有人，天津的码头有人，豫皖的集市有人。这些人表面上开铺子、跑码头、贩药材，实际上干的就一件事——盯人、递情报。这张网盯的是什么人？盯陕北红军的地下联络员，盯从天津港进来的进步书刊。递回来的消息，最后变成人头。1929年9月，何格兰、赵经昌、张怀树等六名共产党员在榆林东山被秘密杀害，后来被叫做“东山惨案”。

高双成那时候是井岳秀的旅长，驻在延安，管不了榆林的事。但他看得见，也记得住。

转折发生在1935年冬天。他读到了中共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就是“八一宣言”。读完以后，他对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开始产生怀疑，在自己的防区竭力避免与红军发生冲突。西安事变的时候，杨虎城打电话问他什么态度。高双成说：“应和平解决，不要再起战端。”这个回答，在当时的国民党将领里，不是谁都能说出口的。

上任头三件事，没有一件声张

高双成接手榆林之后，没有庆功，没有通电，没有向南京发一封表忠心的电报。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姜占奎的旅长职务撤了。姜占奎是井岳秀时期在榆林镇压革命最卖力的一个，迫害过不少进步青年，跟陕北红军结的梁子最深。在井岳秀手下，他是把好刀。高双成不用。

撤了姜占奎，然后是放人。杨玉峰、刘绍让、王寿长、刘海泉这些人，据记载都是高双成释放的。没有仪式，没有宣告，悄悄放出来，对外只说“查无实据”。这些被关押的人，盯着的就是红军的地下联络线。人放了，线才能通。

再就是撤暗探。井岳秀花了二十年养起来的那套班子，高双成接手之后，全线撤了。江南撤，豫皖撤，天津撤。蹲在茶楼里的人、守在码头边的人、混在集市里的人，一个一个被叫回来，或者就地解散。有资料记载，光维持这套暗探班子，每年就要花数十万银元。那年头陕北老百姓吃的是糠窝窝，一个农民家庭一年到头能落到手里三五块大洋就算好年景了。井岳秀拿来养暗探的钱，够养活好几万个这样的家庭。高双成把这笔钱省下来了。

蒋介石那边也不是没防着他。安插了两个人进来，徐之佳当八十六师参谋长，包介山当政治部主任。这两个人的任务，就是当蒋委员长的耳目。结果呢？这两个人在八十六师里钻不进去。底下的兵只认高双成的命令，南京来的东西到了旅部就传不下去。有资料记载，八十六师由井岳秀、高双成先后经营二十多年，“控纵自如，外来势力不易侵入，特务也不敢轻易捣乱”。

撤暗探、放人、挡眼线。高双成什么都没说，但什么都做了。这些事，每一件都在给延安松绑。

他那句“交朋友就要交到底”，不是随便说的

1937年，中共派周小舟到榆林，跟高双成谈了双方互不侵犯、共同抗日的事。高双成答应了，派参议刘绍庭当自己的代表，在延安设了八十六师办事处，在绥德设了联络处。榆林和延安之间的函电、人员、物资，走的都是这条线。

高双成跟邓宝珊聊过这事。1938年元旦后，有天晚上，高双成和副师长刘滋庶在邓宝珊住的地方说话。邓宝珊说了很长一段，大意是日本要亡中国，不能再打内战了。国共合作抗日是大势所趋。高双成听完说了一句话：“打了几十年，一下子和好怕做不到，军团长说得很透彻，我心里的疑虑就解开了，以后就这样办。”

“军团长”是邓宝珊的外号。这话说得实在。打了几十年，突然说不打了，谁能一下子转过弯来？高双成转过来了。

1940年春天，日军在晋西北扫荡，山西八路军的后方留守机关准备撤到黄河西岸。蒋介石知道了，急电高双成，让他派两个团堵住宋家川、螅蜊峪的黄河渡口，阻止八路军过河，违令就停饷。

高双成接到命令，先跟邓宝珊商量，再托刘绍庭给延安带了一句话：“请放心，我们交朋友就要交到底，彼此心照，不再明言。”然后他跟蒋介石说：没兵可派。理由是“八路军有三千人要打榆林，我要是去河边，榆林先没了”。

这封电报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蒋先生，兵真没有，这活儿我不干。在1940年，抗蒋介石的命是要担风险的。高双成担了。八路军的后方机关，就这么从黄河西岸撤过去了。

同样的事还有一次。晋陕绥边区副司令陈长捷奉令率两个师进犯陕甘宁边区，战事一触即发。高双成赶紧跟南汉宸商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把这事给搅黄了。

再往前数，1937年秋天，高双成属下张云衢团要开赴绥远抗日前线，他把这个团所辖的佳县、米脂、吴堡、绥德、清涧、安定六个县的防务，交给了八路军接管。一个国民党中将，把六个县的防区交给八路军，自己带着部队去黄河边上打日本人。这事放在当时，没几个人干得出来。

延安被封锁的时候，榆林这条线没断过

门开了，通道也就通了。

1943年，榆林缺粮。高双成派人到陕甘宁边区买粮。边区按优惠价售粮两千余石，王震还专门派粮政科长去榆林卖粮，解决了二十二军和榆林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八路军要买药、布匹、电料、军工器材，高双成的部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从国统区转购进来。榆林军队去西安领武器被服、从关中接壮丁，延安那边让道北上。

那时候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修了多少封锁线？碉堡、铁丝网、检查站，一道一道的。胡宗南在南面用二十万大军锁着，蒋介石又让榆林从北面锁。结果南边锁得咬牙切齿，北边高双成和邓宝珊这边，“货照运、人照走、关系照常”。边区的人员货物经过榆林蒙古地区也不受阻碍，边区的宣传品、书籍和信件能够发到榆林甚至西安。

榆林这条北线，成了延安在封锁期间唯一没断的通道。

八路军王震先后两次到榆林访问。贺龙还把缴获的两把日军军刀托人带给邓宝珊和高双成。八路军旅长跟国军军长握着手，旁边还摆着日本军刀。这画面放在当时，说不出的怪异，也说不出地自然。

朱德1942年视察绥德时评价过高双成，说了一句话：“高双成从战士到军长，虽是行伍出身，但也有远见，是有正义感的一个军人，他敢于同共产党合作共事。”

抗日这件事上，他没含糊过

高双成练兵有自己的一套。他早年总结了六个字：“跑步、射击、服从。”他跟底下人解释说，跑步练好了，打了胜仗敌人跑不了，打了败仗敌人追不上；枪法练准了，才能不失战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下级服从我，我服从上级，才能上下一条心，指挥员说到哪里做到哪里。

他对官兵们常说一句话：“人民是我们的掌柜的，我们是人民的伙计。”

日本人打到绥远、包头和晋西北以后，他跟官兵们说：“我们吃了陕北百姓几十年的饭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现在日本鬼子和我们只有一河之隔，我们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陕北。我等可殁，陕北不可不存！”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

1939年秋天，日军一个联队占了山西保德县城，强渡黄河攻陷了府谷。高双成赶赴前线督战，一举收复府谷，又乘胜逼敌退回河东，克复保德，俘虏了日军联队长增山龙瑞。

1940年6月，日军黑田旅团二次侵占保德，向府谷城川炮击三天，飞机轰炸。高部没有炮，没法还击，就派了两连步兵和三百勇士，分别从府谷上下游渡河，袭敌侧背，扰敌后方。敌人被迫撤离保德，府谷保住了。

但蒋介石对这支部队的态度，明摆着的。待遇远不如嫡系，装备极差。高凌云后来回忆说，父亲的部队官兵大多是行伍出身，只有少数接受过正规军事学校训练，是典型的“杂牌”部队。

高双成不管这些。该打的仗打，该守的线守。

一副挽联

1945年1月30日，高双成病逝于榆林。弥留之际，他挂念的是抗战还没胜利。邓宝珊一直守在病榻前，落泪不止。

灵柩运往蒲城安葬，经过延安时，中共中央机关举行了祭奠大会。林伯渠、贺龙等人亲自到场。毛泽东指示，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的名义致祭吊唁。

高凌云后来回忆，父亲去世后，延安和边区政府各方面都发来唁电，边区政府派要员赴榆林致祭。他扶灵柩南下蒲城安葬，边区沿途也提供了方便。

榆林的士绅们在米粮市顶给他建了一座牌楼，于右任题写了“廿载筹边”“巩固国防”。

他撤掉的那些暗探，井岳秀花了二十年、每年数十万银元养起来的那些人，在江南的茶楼里、在天津的码头上、在豫皖的集市间，盯了那么多年的人。最后换来一副挽联。

一副从延安送来的挽联。

一个国民党中将走了，延安停下工作送他。

在那个非黑即白的年代里，他选择了自己认为对的事，然后安安静静地做完了。

他常对官兵们说：“人民是我们的掌柜的，我们是人民的伙计。”

这个伙计，当得称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