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四月，李时雨第一次穿上解放军军装。

衣扣扣好，他低头看了看自己，写下四句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十五年里，他换过的身份太多了。

西安“剿总”中尉办事员，天津伪法院书记官长，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长，后来还进过军统系统。

官越做越大。

这才最危险。

李时雨原名李亭芳，一九〇八年生在黑龙江巴彦。少年时读书聪明，后来到天津南开中学，又考入北京法政大学。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那一年，东北已经沦陷。一个从黑龙江出来的青年，在北平读法律，书桌上摆着法学课本，心里装着的却是故乡。

他没有再走寻常仕途。

一九三六年二月，经同窗张学孟介绍，李时雨进入西安“剿总”，当第四处中尉办事员。

这不是升官。

这是入虎口。

办公室里一张桌子、一摞公文、几支铅笔。他要做的事很简单，也很难：听、看、记，不能多问，不能露痕迹。

西安事变后，形势大变。东北军东调，李时雨被安排到天津，接受单线领导。

天津沦陷后的街头，日军岗哨盯着每一个过桥的人。租界口的“法国桥”更凶，箱子、包袱、车厢，样样要查。

一九三九年初，组织交给他两件事。

一件，是把电台机件和马达运出去。

电台是军事物资，日伪查得极严。李时雨家住英租界，又从伪法院弄到一张日本特务机关发的“派司”，也就是通行证。

他先把箱子藏进小汽车后备厢，车到检查口，他把通行证伸出车窗。

车过去了。

第三个箱子更险，小汽车要不出来，他雇了人力三轮车。过桥时，他一手提箱子，一手举着“派司”，故意挺直腰杆，装得像箱子一点也不重。

日军没有打开。

箱子过去了。

另一件，是救冯骥。

冯骥是被捕的党内同志。案卷在伪法院，卷宗还在，人就难救。

李时雨当时已在天津汪伪高等法院任书记官长，有检查书记官工作的权力。他调出卷宗，带回家，烧掉。

火苗一卷，纸灰落下去。

后来冯骥被判无罪，走出了牢门。

这只是开头。

一九三九年，汪精卫集团召开伪国民党“六大”。李时雨以代表身份进入会场，仔细记录会议情况。

那些人关起门谈卖国投敌，李时雨坐在里面，一字一句记下来。

回到天津后，他把材料报给组织。汪精卫政权的内幕，第一次这样清清楚楚送了出去。

可他的身份，也越来越深。

一九四〇年三月三十日，汪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李时雨被任命为汪伪立法院立法委员、法制委员会成员，后来又接近陈公博。

到这一步，连他自己也不安。

一个共产党员，坐进汪伪高层机关，天天和敌伪头目周旋。坐低了，摸不到核心；坐高了，稍有差池，尸骨无存。

他把顾虑送了上去。

组织给他的意思很明白：大胆往上爬，官越大越好。

这句话不是让他贪恋官位。

官位越高，敌人的门开得越多；门开得越多，情报就越靠近心脏。

一九四二年五月，李时雨接任伪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处长。随后，汪伪成立“全国清乡委员会”，陈公博兼上海分会主任，李时雨又兼第四处处长。

桌上的文件变了。

不再只是法院案卷，而是日伪“清乡”计划、兵力调动、军警部署。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他把日本派遣军司令部和汪伪军政部秘密制定的春季“清乡”计划，及时送到新四军军部。

陈毅得到情报后提前部署，抢先行动。后来称赞这份情报，至少帮助新四军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一份纸，能换多少人活下来。

一九四三年八月，汪伪接收上海租界。李时雨又兼任伪上海警察局司法处处长。

他身兼三大处长，上海滩上的人开始围着他转。

有人送礼，有人套近乎，有人把他当汪伪红人。

他却趁汪伪人心惶惶，在武器调拨单上盖下保安司令部大印，从军火库提走二十支德国手枪、一百支美国卡宾枪，以及两种子弹各三万发。

枪和子弹，最后交到新四军手里。

抗战胜利后，危险没有结束。

一九四六年九月，军统特务抓了李时雨。上海南市看守所里，审讯开始了。

压杠子，灌凉水。

两天两夜。

他没有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也没有在审讯笔录上签字。

特务查不出实证，最后以“汉奸”罪名判他七年六个月，押进提篮桥监狱。

铁门一关，十五年的潜伏像是被硬生生截断。

可他还活着。

一九四九年二月，李时雨取保释放。出狱不久，他按约定在报刊上登出自己的名字，党组织找到了他。

新的任务又来了：留在上海，宣传保护工商业政策，劝阻资金和机器外撤，策反军政警人员，保护档案和公共资产，等候接管。

他没有立刻歇下来。

上海解放前的街头，风声很紧。他又找了一份公开职业，继续奔走在故旧、商人、军警之间。

一九四九年四月，李时雨安全回到北平。

那一天，他换上军装，低头整理衣襟。十五年前，他从西安“剿总”的办公桌前走进黑暗；十五年后，他终于把真实身份交还给组织。

纸上那句诗，最后落成一行字。

敌营搏斗十五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