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5月25日，北京十三陵水库工地，李来柱上尉正在堤坝附近组织施工。工地上人声嘈杂，毛泽东来到现场视察，目光落在这名满身泥水的年轻军官身上，随口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李来柱立正回答：“报告主席，我叫李来柱。”毛泽东听后笑了笑，说：“这个名字很好嘛。”旁边有人解释了姓名的写法，主席又接着说，柱子就是要能顶住、能支撑。

一句问话，时间并不长，却让在场官兵记住了这个名字。那时的李来柱还不到26岁，已经在部队中显露出能吃苦、敢担当的特点。十三陵水库的建设，也成为他军旅生涯里一次特殊的经历。

工地不是演习场。肩挑手提，挖土筑坝，官兵和民工都要从清晨干到天黑。李来柱没有把自己只当成指挥员，而是常常到最辛苦的地段查看进度，和战士一起下到泥水里。任务紧的时候，他先安排别人，自己往往留到收尾。

这种作风并非临时表现。1932年10月，李来柱出生在山东阳谷一带的贫苦家庭。抗日战争时期，鲁西地区长期处于敌后斗争环境，儿童团、民兵和地方武装承担着传递消息、侦察敌情等任务。年纪尚小的李来柱，也在这样的环境中接触了革命队伍。

那时没有完整的训练条件，更谈不上优越的生活。送信要躲开据点，放哨要辨认远处的灯火，遇到搜捕还要学会保持安静。对一个少年而言，这些事很危险，却也让他早早明白，队伍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关键时候不能掉链子。

1944年，李来柱参加八路军。部队生活把他从一个贫苦少年锻炼成基层战士，随后又经历班长、排长、连队干部等岗位。解放战争中，他随部队南下作战，在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斗中经受考验。具体战功后来被写进档案，但真正影响他的，是基层部队反复强调的两件事：打仗要靠组织，带兵不能脱离士兵。

渡江作战时，部队面对江面、滩头和敌军火力，装备条件并不宽裕。干部必须在最危险的地段带头，士兵才敢跟上。李来柱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反复提到“身先士卒”四个字。对他来说，这不是口号，而是战场上能不能把队伍带过去的实际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李来柱没有进入赴朝部队，而是留在国内承担训练和带兵任务。有人认为这是错过了战场，他却把精力放在提高部队素质上。训练场同样检验干部，射击、战术、行军和政治工作，一项也不能轻视。

1950年代，军队还承担着不少抢险救灾和国防工程任务。李来柱参加过防洪抢险，也参加过十三陵水库建设。水库工地上的经历，让他更加重视组织调度：工程进度不是靠几个人拼命，而要靠全体人员分工协作。部队完成任务后，他留下的印象不是“干得快”，而是“安排得稳”。

有意思的是，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只是从姓名和现场表现说了几句。对李来柱而言，这次接见没有改变他的工作方式。水库竣工后，他仍回到部队，继续从事训练、管理和基层建设。军人的价值，不能只靠一次受关注的见面来证明。

进入1960年代以后，李来柱先后在部队机关和院校任职。无论是团、师一级的训练，还是军事学校的教学，他都把重点放在实战要求上。面对年轻学员，他常讲：“武器要练，人更要练。”话说得直，却符合当时部队建设的现实需要。

在内蒙古工作期间，寒冷、风沙和漫长边境线给部队训练提出了更高要求。李来柱重视野外机动、通信保障和边境巡逻，要求指挥员熟悉地形，不能只坐在地图前作判断。边防任务看似重复，实际最考验耐心和责任心。

1978年后，他进入石家庄陆军学校工作，先后担任副校长、校长。院校不是远离部队的象牙塔，学员毕业后还要回到连队、营团和基层岗位。因此，他要求教学内容贴近部队需要，特别重视野外条件下的指挥训练。对干部来说，课本上的条文，必须能够变成操场上的动作。

1988年人民解放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度，李来柱被授予中将军衔。此后，他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等职。1993年，部队在朱日和地区组织大规模合同战术演习，训练更加突出多兵种协同和复杂条件下的指挥，这类探索对后来陆军训练方式产生了影响。

1994年5月30日，李来柱晋升上将。军衔变化意味着责任加重，并不意味着可以离开基层。无论在机关还是训练场，他仍然强调经费要用到刀刃上，干部要懂部队，决策要经得起实地检验。1997年，他达到服役年龄，离开领导岗位。

离休之后，他仍关心军史资料、老部队建设和烈士纪念设施。对那些在战场上牺牲、名字没有广为人知的普通官兵，他多次表示，军史不能只记住将领，也要记住无名战士。2023年3月12日，李来柱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十三陵水库那次短暂问话，也因此成为他漫长军旅生涯中一个被后人反复提起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