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626年，长安宫城风云骤紧，长孙皇后没有留在深宫观望，而是走到秦王府将士之间，为李世民稳定人心。她并未亲自上阵，却在关键时刻显示出皇后另一种力量：不掌兵，也能影响局势；不居前台，也能改变结局。

把中国历史上的皇后放在一起比较，单看容貌、出身或夫妻感情，难免失之片面。真正值得衡量的，是她们在家国转折中的作用：有人守住后方，有人辅佐帝王，有人直接掌握政权。若按政治影响、处世能力和历史突破来排，甄宓位列第五，并不意味着她平庸。

甄宓出身中山无极甄氏。她幼年丧父，却没有被困在闺阁之中。《三国志》记载，她喜爱读书，见天下动荡，曾劝母亲打开家中粮仓救济乡里。这样的举动，说明她并非只凭姿色立足，而是很早便有了对现实世事的判断。

建安年间，袁绍势力败亡，甄氏家族身处邺城。曹丕后来迎娶甄宓，她成为魏文帝的妻子，并生下曹叡。她在曹丕称帝后被立为妃，却未能一直保持宠遇。黄初二年，即公元221年，甄宓被赐死于邺城，死后才获谥“文昭皇后”。

她的遭遇很典型。后宫中的才情与德行，并不能完全抵挡权力斗争。甄宓留下的影响，更多来自她的学识、品行以及曹叡即位后的身份转变。至于《洛神赋》是否专门为她而作，历来就有争议，不能把文学想象完全当作史实。

排在第四位的马皇后，优势不在传奇色彩，而在长期稳定的辅佐能力。她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皇后，史称孝慈高皇后，通常称为马皇后。幼年父母早亡，后来被郭子兴夫妇收养，生活经历使她早早懂得察言观色，也更能体会普通人的艰难。

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后，马氏嫁给了他。濠州军中关系复杂，朱元璋曾受到猜忌，马氏多次从中调和。她没有停留在夫妻私情上，而是逐渐参与军府文书、将领家属安抚和地方民心安定。朱元璋在外征战，她承担的，是一份不写在军令中的后方责任。

洪武元年，即1368年，朱元璋称帝，马氏被册立为皇后。她生活节俭，反对外戚骄纵，也常提醒朱元璋慎用刑罚。一次朱元璋因盛怒想严惩官员，马氏据理劝阻，指出治理天下不能只靠威势。这样的劝诫未必每次都能改变皇帝，却让后宫拥有了约束权力的作用。

第三位是长孙皇后。她出身北周、隋唐时期的贵族家庭，父亲长孙晟去世后，由舅父高士廉抚养。她十三岁嫁给李世民，年龄虽小，却很早便进入了关陇贵族和皇室交错的政治环境。

李世民南征北战时，长孙氏负责照料长辈与子女，维持秦王府内部秩序。玄武门之变发生于武德九年，即626年，长孙氏确实支持丈夫，但后世把她描写成亲自参与全部谋划，便需要谨慎。她更可靠的历史形象，是在关键关头给予李世民精神支持，并在登基后不断劝他纳谏。

贞观时期，长孙皇后反对外戚干政，尤其不愿让兄长长孙无忌因亲缘获得过大权力。她临终前还曾劝李世民任用贤能、节制赏赐。贞观十年，即636年，她去世，年仅三十六岁。她的政治分量，恰恰体现在少干预具体政务，却能影响皇帝的用人和作风。

第二位是吕后，也就是吕雉。她与刘邦成婚时，刘邦还只是沛县小吏，后来却在秦末乱世中成为汉王和汉高祖。刘邦四处征战，吕雉长期承担抚养子女、照料家人和维系家族的责任，甚至一度被项羽俘获，经历十分艰险。

刘邦称帝后，吕雉面对戚夫人及太子废立问题，逐渐从传统妻子转为政治人物。她借助萧何、曹参、周勃、陈平等人的力量，稳住刘盈的太子地位。汉高祖十二年，即公元前195年，刘邦去世，吕雉以太后身份执掌朝政，汉惠帝在位时，朝廷实际受她影响极深。

她的手段冷酷，尤其对戚夫人和诸侯王的处置，留下了沉重的历史阴影。但若只把吕雉归为“狠毒妇人”，也遮蔽了她的政治能力。她维持了汉初秩序，重用萧何旧臣，减轻徭役，使国家从长期战争中逐步恢复。她不是简单的幕后人物，而是西汉建立后第一位真正掌握最高权力的女性。

排在第一位的，则是武则天。她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不只是当过皇后，而是最终越过皇后身份，于690年建立武周，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正式称帝的女性。

武则天十四岁入宫，最初是唐太宗才人。太宗去世后，她入感业寺为尼；唐高宗即位后，又被召回宫中。永徽六年，即655年，她成为皇后。高宗患病期间，二人共同处理政务，史称“二圣临朝”。这里的“二圣”，并非单纯赞美夫妻关系，而是说明武则天已经进入帝国权力核心。

高宗去世后，武则天先后临朝称制。她废黜中宗，改立睿宗，最终在天授元年，即690年称帝。她重视科举，扩大寒门士人进入政权的渠道，也通过酷吏、告密等方式打击政敌。其统治有整顿吏治、发展农业的一面，也有严酷政治和大规模清洗的一面，功过不能用一句话概括。

甄宓代表的是才情与身世，马皇后代表后方治理，长孙皇后代表克制与辅政，吕后代表女性掌权的开端。武则天则直接改写了皇后的边界：她没有停留在“辅佐皇帝”的位置，而是让皇后这一身份通向了帝位。正因如此，在这份以政治影响为尺度的排名中，她居于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