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85年10月14日上午，重庆红岩村，81岁的邓颖超在参观旧址时，忽然停在一座住宅前。陪同人员以为她年事已高、看不清铭牌，便把上面的文字念了一遍。邓颖超没有立即回答，只是盯着那几行字，神情越来越凝重。
过了一会儿，她说：“我看得清楚。对饶国模同志的介绍，不能轻轻带过。”这句话并不长，却让在场的人意识到，眼前这所普通住宅背后，藏着一段不能被简化的历史。
饶国模不是八路军干部，也没有公开的革命职务。她原本出身书香之家，1895年生于四川。1911年，她的二哥饶国梁参加黄花岗起义，牺牲时年仅20岁，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6岁的饶国模由此看见，所谓家国大义，并不是书本上的词句，而可能要用亲人的生命去承担。
她曾就读成都益州女子师范学校，后来从事教育，又随丈夫到重庆生活。思想变化，也是在这样的经历中发生的：从教育救国，到兴办实业，再到直接投身抗日救亡。1930年前后，她在重庆红岩嘴购置两百多亩荒地，办起大有农场，靠经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重庆各界募集款物支援东北义勇军，饶国模拿出农场的投资款捐出。抗战全面爆发后，她参加重庆妇女慰劳工作，组织妇女缝制衣物、募集物资。她的选择很明确，既然国家已经到了危急关头，个人财产便不能只用于自家安稳。
1939年5月，重庆遭受“五三”“五四”大轰炸，八路军办事处原在市区的办公地点受到影响。周恩来等人希望在郊外寻找一处安全地点，红岩的大有农场因此进入视野。有人劝饶国模不要介入，担心国民党方面追究，更担心家人受到牵连。
她回答得很干脆：“我只认正义，只认革命。共产党是正义的，我就跟共产党走。”这不是一句轻松的表态。红岩地处国统区，建房、接待人员、转运物资，每一步都可能引来盘查。
为了掩护八路军办事处建设，饶国模以自建住宅的名义拿出积蓄，按有关方面提供的图样修建房屋。房屋落成后，红岩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重要活动地点，也成为大后方进步力量往来的安全依托。
她提供的并不只是一处房子。办事处人员增多，她腾出房屋作招待场所；干部子女需要照料，她安排托儿之处；有人患病，她又让出房间作休养场所。农场里的土地，还划出一块作菜园，一块作运动场。办事处同志病故后，她甚至拿出土地安葬，其中包括吴志坚、李少石等人。
这些事情看似琐碎，却最能说明问题。房屋可以修建，土地可以划出，真正难的是长期承担风险。饶国模家附近曾设有监视性的岗楼，家中也常有借口查户口、查电的人闯入，枪口一度直接对着她的住所。她知道危险，却没有因此把门关上。
皖南事变后，局势更加紧张，南方局需要疏散人员、筹措经费。饶国模曾多次从市区背回款项，还以农场需要为名购买粮食，送到办事处。国民党方面限制粮食供应，钱再多也未必买得到粮，她只能冒险寻找渠道。
有一次，她为安排隐蔽地点前往铜梁，返程途中受到盘查，女儿脱身后赶回求助。周恩来得知情况，亲自向有关方面交涉。饶国模被暂时安置在一间草棚，深夜才设法离开，靠仅有的几块银元雇车返回红岩。这样的经历，不是档案中一句“积极支持”能够完全涵盖的。
抗战胜利后，董必武曾题诗相赠：“八载成功大后方，红岩托足少栖惶。”这两句写的不是泛泛的赞誉，而是对饶国模多年承担接待、供给和掩护工作的概括。后来，她还把部分房屋借给陶行知方面使用，并支持创办红岩小学。
1947年，得知地下工作人员被捕，她拿出积蓄设法营救。1948年，经费极度困难时，她已经几乎没有余财，仍取出现金和项链交给地下党。那时的饶国模，早已不是单纯帮助某个熟人的“房东”，而是把家庭财产、个人安危同民族抗战和民主事业连在了一起。
新中国成立后，饶国模曾到北京居住，周恩来、邓颖超邀请她到中南海做客。许多曾在重庆工作过的同志赶来相见，三十多人围坐叙旧。1950年“七一”，她将红岩村内两栋房屋、果园及土地献给人民政府，使这片土地得以完整保存并用于历史教育。
1960年，饶国模在北京因脑溢血去世，享年65岁。25年后，邓颖超重返红岩，仍对她记忆清楚。她要求工作人员补充说明：“党在困难的时候，饶国模同志无私无畏地支持了党，这种精神应该如实反映出来。”这既是对一位普通支持者的评价，也是对红岩历史细节的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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