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期举行的2026年慧眼中国环球论坛（FCGF）期间，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客座资深研究员奥尔森（Stephen Olson）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边境后议题”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官员们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等法规手段实施保护主义，其效果已与关税相当。

奥尔森曾在美国总统行政办公室、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和美国商务部工作，曾是美国-加拿大自由贸易协定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谈判的美国谈判成员。

谈及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政策时，他表示，当前特朗普政府大规模援引301条款等贸易工具，以替代此前被判越权无效的所谓“对等关税”，尽管法律的确赋予行政部门在这一事项上极大的裁量权和操作空间，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而言，对美国消费者的必需品加征更高的关税，势必会推高物价。

“边境后议题”重要性增加

第一财经：当前，国家安全理由正向多个领域扩展，并被转化为关税、出口配额以及投资审查等政策工具。这一趋势可能会给全球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

奥尔森：显而易见，我们已经到了贸易与国家安全密不可分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国家将透过国家安全的视角来审视其贸易关系，而这往往会导致额外壁垒和限制。技术进步让几乎每件产品都变成“智能”产品，也加剧了这种趋势。20年前，如果有人说“我们需要限制冰箱进口，因为这涉及国家安全”，那会是个笑话。但在今天，你或许能以其底层技术为由，主张某种冰箱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

第一财经：相较于以往在商品跨境时征收关税，如今，国际贸易正在越来越多地受到边境后政策的影响，比如安全考量和投资审查。

奥尔森：是的，我们现在都已经进入了一个所谓“边境后议题”（behind-the-border issues）变得重要得多的阶段。无论你喜欢还是讨厌关税，它至少是透明的——这项产品需要缴纳20%的关税，企业能承受就做，承受不了就不做。而现在，官员们在推行所谓的“隐性保护主义”方面变得极具创造力。在目前的监管环境中，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等法规手段达到的效果与关税相当甚至更加有效。

第一财经：中国-东盟3.0版升级议定书于去年完成谈判，于今年进入实施阶段。过去十多年间双边关系发生了哪些转变？

奥尔森：双方改变了主要侧重于降低关税等传统自贸协定模式，采用了更具前瞻性的做法，涵盖数字贸易、简化海关手续等领域，这是向正确方向迈出的积极一步。但东盟内部对自贸协定的利用率很低，因为东盟是一个以中小企业（SME）为主导的地区，这些企业缺乏能力、知识或人员去研究如何利用这些协议、需要哪些文件以及如何办理。三星这样的大企业可以雇佣数千名律师，研究如何将自贸协定带来的红利最大化，而印度尼西亚的一家家具制造厂很可能是由父亲、妻子以及儿子经营的，再加上另外两名员工，他们缺乏这种能力。

美国政府贸易政策

第一财经：近期，美国政府在外交政策上动作频频，比如针对加拿大发起新一轮关税争端，这是选举前的政治姿态，还是长期战略部署？

奥尔森：我对特朗普政府在中期选举之前在贸易领域的做法感到非常困惑。很多关键的中期选举角逐都将在像缅因州这样的美国边境州进行，这些州与加拿大有着非常密切的经济关系。关税将在中期选举前给缅因州带来大量的痛苦，并可能损害共和党候选人在缅因州的前景。

第一财经：中期选举前，美国政府还有哪些贸易工具可以使用？

奥尔森：就贸易政策工具而言，301条款和232条款赋予了美国总统办公室巨大的权力。不确定近期是否会有新贸易行动，最有可能的是公布一些在301调查方面最终裁决结果。

第一财经：这类关税工具在替代此前的对等关税上是否有效？考虑到美国目前面临的结构性抗通胀压力，该政策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可持续性吗？

奥尔森：由于法律赋予了行政部门极大裁量权，从法律角度来看，没有什么因素能阻止或撤销301关税。至于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消费者必须购买的产品加征更高的关税，必然会转化为更高的物价，并在特朗普政府最脆弱的议题上对其造成伤害。所以，在法律层面上，特朗普政府的确拥有合法授权，但我不确定此举在经济和政治层面是否明智。

第一财经：当前美国政府所采用的贸易政策或贸易工具是否超出了你的预期？

奥尔森：特朗普政府不仅使用了301条款和232条款等工具，并且极大地拓展了它们的使用范围，远远超出了最初的立法本意。我的职业生涯始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担任贸易谈判代表，那时我们也使用301条款，它通常用于针对某个特定国家的具体做法，如今这些法律授权的边界被极大的扩宽。不过，我认为特朗普政府仍然能够成功（运用这些工具），这未必是因为其申诉的合理性，而是因为法规条文本身赋予了行政部门极大的裁量权和操作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