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余淳于】

“亲日者三代富裕、独立运动者三代贫困”——这句话在韩国流传多年，近期，韩国总统李在明再次把它推到了公众面前。

就在几日前，李在明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一则追缴亲日分子财产的报道时写道：即便增加人力、预算和组织，也要彻底追回亲日合作者的相关财产。

这句话点破了韩国的一个尴尬现实：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已经80年，韩国却还在算一笔没有算完的账。

今年5月，韩国国会通过相关特别法，计划于12月3日重启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自2010年第一轮委员会结束工作以来，韩国已经16年没有这一专门调查机构。

为什么韩国至今仍在清算亲日派？

要理解韩国的行动，得回到1945年。

日本殖民统治结束后，韩国社会很快出现要求惩处殖民时期合作者的声音。但解放并不意味着相关人员自动退出政治和社会生活。美国军政当局曾继续使用一部分具有行政经验的旧殖民体系人员——占领需要秩序，治理需要人手，而旧殖民体系恰好提供了现成的行政资源。这种“用人优先于清算”的逻辑，与同一时期美国对日本军国主义右翼的处理方式如出一辙：战后日本同样在冷战压力下停止解散财阀、解除公职追放，甚至释放部分甲级战犯嫌疑人，岸信介等人后来重返政坛。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后，国家建设、冷战对抗和安全需求又成为影响政治决策的重要因素。亲日清算因此从一开始就面临现实政治的制约。

1948年，韩国国会通过《反民族行为处罚法》，成立反民族行为特别调查委员会，试图追究殖民时期部分合作者的责任。然而，调查工作很快遭到阻挠。1949年6月，警察突袭委员会办公地点，调查机构遭到严重打击，随后逐渐失去运作能力。韩国国家历史资料网站将这段经历概括为“一次未能取得充分成果的亲日清算尝试”。

第一次清算就此被掐灭，而它的影响远比一次失败更深远。

8月15日光复节当天，首尔独立门附近将开设以“肃清亲日派”为主题的活动咖啡馆。图为活动宣传资料。韩民族日报

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社会关系、政治资源和财产积累，并未随着日本战败而一并消失。部分曾与殖民统治体系合作的人继续活跃于战后社会，相关财富也可能通过继承延续至后代。对韩国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历史责任不仅涉及个人曾经做过什么，还涉及殖民时期获得的利益如何进入战后的社会秩序。

随着韩国民主化进程推进，历史真相、受害者权利和国家责任逐渐成为公共议题。对独立运动的重新评价、对国家暴力的调查，以及对殖民时期合作行为的追究，构成了韩国反思近现代历史的不同方面。如果某些财产是在特定殖民时期通过法律认定的亲日行为取得，那么这些财产是否应当继续由原持有人及其继承人保有？亲日财产调查正是在这一问题背景下获得新的制度基础。

中断16年的调查，卡在了哪里？

韩国的亲日财产清算，从来不是一条持续向前的直线。1948年第一次尝试受挫，民主化之后重新推进，2000年代建立专门委员会，2010年委员会解散，随后是16年的空档，直到李在明政府决定重启。

为什么调查会停止16年？为什么会在李在明执政时期重启？答案或许还得从21世纪初找起。

进入21世纪后，韩国开始通过专门立法和调查机构处理殖民历史遗留问题。2005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国家归属特别法》制定并生效，为调查和追回特定亲日财产提供了法律依据。2006年7月13日，第一轮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卢载铉担任首任委员长，隶属于总统体系，负责相关财产调查和国家归属决定等任务。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的重点完全不同于1948年的政治追责。委员会围绕人员认定、土地登记、家族关系、财产取得时间及来源展开调查，并通过行政决定和司法程序推动相关财产归属国家。

2006年至2010年，第一轮亲日合作者财产调查委员会（下面简称委员会）集中开展工作。四年间，委员会调查相关人员的历史行为和家族关系，查询土地登记及财产来源，并依法作出国家归属决定。

不过，这项调查从制度设计上就有明确的时间限制。根据韩国相关特别法，委员会原则上须在成立后四年内完成工作。如果确实难以完成，可以经委员会特别决议，再获得总统批准，将工作期限延长两年，但只能延长一次。换句话说，委员会并非可以一直运作的常设机构，其能否继续调查，也取决于任期是否获准延长。

2010年7月12日，委员会正式结束工作。这里有一个关键背景：据后来国会相关资料及报道，李明博政府早在2008年总统交接期间，就已确定不批准延长委员会任期。四年任期届满后，委员会因此解散。

这意味着，2010年的转折既有法律规定的任期因素，也涉及政府是否愿意继续为调查机构提供制度空间。现有材料不足以将其简单概括为某一天突然下令“停止清算”，但委员会没有获得延任批准，确实使调查工作失去了继续以原有规模开展的机构基础。

委员会解散后，已经作出的财产归属决定并没有因此全部失效。部分财产持有人及亲日合作者后代仍在提起诉讼，政府也需要继续应对相关法律争议。法务部门承接了部分后续诉讼和财产归属事务，其他部门则继续处理各自职责范围内的相关资产问题。

问题在于，承接后续事务与继续开展系统调查，是两种不同的工作。

前者主要处理已经发现、认定或进入法律程序的财产；后者则需要主动寻找新的财产线索，查清复杂的继承和转让关系，调查已经出售的土地及其处置所得。原委员会拥有专门的调查权限、工作人员和跨部门协作机制，接手后续工作的部门并没有完整延续这套配置。

因此，2010年以后，韩国并非完全停止了亲日财产追缴，而是长期缺少一个能够持续寻找新线索、系统调查相关资产的专门机构。

随着时间推移，部分财产多次转手，产权关系更加复杂，历史档案也越来越难以核实。即使政府希望继续追缴，也需要面对调查权限、专业人员和取证能力等现实限制。

此后，韩国政界曾出现重新设立调查委员会的主张，但直到2026年，相关立法才再次取得进展。李在明政府推动重启委员会，正是要恢复此前缺失的专门调查机制，并进一步处理已经出售的相关财产及其处置所得。

那么回头来看，当时的第一轮调查到底查出了什么？

第一轮委员会在2006年7月至2010年7月期间，对168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2359块土地作出国家归属决定。按照韩国方面采用的统计口径，这些土地当时的市值合计约2373亿韩元。

从调查工作本身看，第一轮委员会至少完成了两项彼此衔接的任务。

其一，它把历史责任转化为可执行的法律程序，即通过人员认定、家族关系调查、土地查询和财产来源核查，建立起从历史档案到行政决定的工作流程。对于已经过去数十年的殖民历史而言，这需要将分散的档案、产权记录和人员信息逐一对应。它也让一批特定财产进入国家归属程序，使亲日财产成为可以通过行政救济和司法诉讼审查的法律问题。

其二，部分已经出售的财产同样进入调查视野。委员会对亲日合作者后代出售的相关土地作出财产确认决定，为后续追讨处置所得提供了依据。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土地一旦转手，单纯要求现任产权人交出土地，可能涉及善意第三方的合法权益。

不过，第一轮调查的成果仍然有边界。

委员会能够作出国家归属决定，却不等于财产就能顺利收回；法律上认定某人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也不等于其名下所有财产都自动归国家。更棘手的是，土地一旦转手、继承关系一旦复杂化，追缴就会从历史问题变成法律问题。这些问题不会因为委员会解散而消失，反而成了第二轮调查必须直面的起点。

而要理解第二轮调查难在哪里，首先得回到一个更基本的问题：法律上究竟如何认定“亲日派”，财产又凭什么追回？

韩国追缴亲日财产的法律拉锯

在韩国日常政治讨论中，“亲日派”可以是一个范围较广的社会政治称呼；在财产追缴过程中，适用的则是法律上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概念。相关特别法将特定的亲日反民族行为与财产归属联系起来，规定了认定范围和程序。

这意味着，曾经学习日语、在日本生活，或与日本人有过交往，并不足以自动构成财产追缴的法律依据。调查需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核查当事人是否实施了符合认定标准的行为，以及特定财产是否属于法律所界定的亲日财产。

但法律定义本身，也可能在司法审查中被推翻——李海昇案就是一个典型。

李海昇档案照片韩媒

李海昇曾是朝鲜王室成员，1910年日韩合并后从日本获得侯爵爵位。2007年，第一轮委员会认定他属于“因韩日合并功绩而获得或继承爵位者”，据此将其后代继承的192块土地决定收归国家。李的后代提起诉讼，核心抗辩是：李海昇受爵，究竟是因为“合并有功”，还是仅仅因为他是王室宗亲？二审法院推翻了委员会认定，理由是李海昇受爵前的官职与韩日合并无关，且当时大多数在世的王室亲族都获得了爵位，仅凭“从日本获得爵位”这一点，不足以断定合并有功。

最终，大法院维持二审判决，政府败诉。

国会随后修改法律，试图堵住漏洞，但后续追缴依然艰难。2019年相关诉讼中，法院仅判决交还一块约4平方米的土地，外加返还约3.5亿韩元卖地所得。从192块地、当时市值约300亿韩元，到1块地、3.5亿韩元——这个落差说明，法律认定一旦在源头上出现裂缝，后续追缴几乎无法挽回。

按照相关法律，亲日财产主要指在日俄战争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期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因协助日本帝国主义而取得，或者依法符合规定的继承、受赠财产。法律还对特定时期取得的财产设置了推定规则，同时为善意第三方和支付正当对价取得权利者保留保护条款。

在实际调查中，人员认定与财产认定需要分别进行。即使某个人符合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认定标准，也不能据此直接认定其所有财产均应归属国家。调查还要核查特定财产的取得时间、来源、继承关系以及转让记录。

一笔疑似亲日财产通常要经过一条并不轻松的链条：先从历史档案、土地登记和家族关系等资料中寻找线索，再核查当事人的历史行为与财产取得情况。符合条件时，依法作出调查及国家归属决定。若相关人员提出异议或提起诉讼，还要经过司法审查。最终，才能进入财产交付、强制执行或追讨出售所得等程序。

新一轮调查面临的难点并不抽象。

第一重困难来自历史证据本身：殖民时期的产权登记、交易记录和人员档案可能不完整，战争及后续社会变迁也可能导致材料散失。即便法律设置了相关推定规则，具体案件仍需要依法审查，不能只依靠历史印象作出决定。

另一重难题是财产早已多次转手。如果相关土地已经由第三方善意取得，国家就需要在追缴历史不当利益与保护现有产权之间依法划定边界。2026年新法进一步明确，在符合条件时，追缴范围可以延伸至相关财产的处置所得。这有助于处理原财产已经出售、转让或被转化为其他资产的情况，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经过转手的财产都可以不加区分地追回。

还有一个例子说明了这条路径的可行性，也暴露了它的门槛。

任善准是1907年《丁未七条约》，即《韩日新协约》签订时的核心人物之一，该条约把韩国内政实际交给日本统监控制，任善准因此被认定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他在京畿道骊州的8块土地由后代继承，并在1993年至2000年间全部售出。土地卖了二十多年，人早已不在，钱也早已转手——还能追吗？

上图展示了朝鲜王朝末期“丁未七贼”的肖像。1907年（丁未年），这七位亲日派内阁大臣强行解散大韩帝国军队，并将内政权完全移交给日本，被韩国历史定性为代表性卖国贼。图中人物包括李完用、赵重应、高永喜、李秉武、任善准、李载崑和宋秉畯。

2026年，法务部依据新法起诉，要求后代返还约5300万韩元卖地所得。后代的核心抗辩是诉讼时效已过。但大法院2024年12月已作出关键判决：“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后代主张诉讼时效，构成权利滥用。”任善准案是这项判例确立后，法务部主动起诉并胜诉的第一案。

2026年4月，首尔西部地方法院判决政府全部胜诉。这个案子的意义不在5300万韩元——因为这个金额很小，折合今天的人民币大概在26万左右——而在于它突破了一道更根本的障碍：即使原物已经不在、时间已经过去几十年，只要法律工具足够锋利，追缴处置所得依然有路可走。

法律认定与实际执行之间也隔着一段距离。即便政府赢得诉讼，如果继承人名下已经没有足够资产，或者相关财产难以执行，国家仍可能无法收回全部款项。这也是为何新一轮调查需要加强财产追踪，而不能只停留在作出认定或提起诉讼的层面。

境外资产和隐匿财产的调查同样棘手。资产跨境转移后，调查机关需要面对不同国家的法律、产权记录和司法协作程序。第二轮委员会能否建立更有效的跨部门信息共享与资产追踪机制，将直接影响实际追回成果。

结语

16年后重启亲日财产调查，真的只是为了追回几块地、几笔钱吗？恐怕不止。对李在明来说，这既是对殖民记忆的回应，也是一次鲜明的政治动作。强调追缴亲日财产、纠正历史不公，既能回应进步派长期诉求，也能把政府与“历史责任”“社会正义”绑在一起。

当然，政治信号最终要过成果关。韩国法务部估算，第二轮委员会至少可能再追回约325亿韩元，依据是115块此前未能起诉的土地，按2025年公示地价计算。这只是预估，即使胜诉也不等于到账。

但这场清算之所以反复中断、步步艰难，根子不在法律技术，而在建国之初就埋下的种子。

1948年韩国政府成立时，旧殖民体系的人没走，冷战格局又逼着它把反共放在反殖前面。常说“打扫屋子再请客”，可韩国的问题是：屋子还没扫，客人已经住进来了。一个国家连“谁是敌人、谁是朋友”都没法完全按自己的意思界定，清算自然只能半途而废。站在局外看，一个主权国家过了80年还在追讨殖民时期几块地的卖地款，多少有些荒谬——但这份荒谬本身，就是自主权缺失留下的后遗症。

李在明可以靠重启调查释放强烈信号，但历史清算能否向前，取决于政府是否持续投入行政资源、能否走完复杂司法程序、能否把决定变成实际成果。若委员会只完成阶段性调查，随后又是长期空档，那政治象征恐怕大于实际成效；若韩国能补上调查、诉讼和执行之间的制度短板，重启才算真正超越一次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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