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6年冬，吉林临江，寒风越过鸭绿江和长白山。陈云、肖劲光面对的，不只是地图上一座不起眼的县城，更是一支部队能否在南满继续立足的生死关口。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里，粮食、弹药、棉衣都在告急，撤往北满的意见一度占据上风。
临江并非东北最大的城市，人口和物资也远不能与沈阳、长春相比。可它背靠长白山，东临鸭绿江，周围山林密布，道路艰险。对兵力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这种地形意味着隐蔽、机动和周旋的空间；对进攻者而言，却意味着每推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
更重要的是，临江是南满根据地的支点。南满若失守，东北战场便可能形成北满孤立、南北分割的局面。蒋军当时奉行“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方针，正是想集中力量清除南满，再回头对付北满。
1946年11月下旬，陈云抵达临江，与肖劲光共同承担起稳定南满局面的任务。摆在他们面前的选择很尖锐：部队继续留在南满，可能被重兵围困；一旦撤退，虽然能够保存部分力量，却会把大片区域和群众交给对手。
这场争论在七道江会议上集中爆发。许多干部认为，部队已经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南满人口又少，继续坚持风险太高。肖劲光提出南满可以守，但要准备反复较量。陈云则从全局分析，南满不能轻易放弃。
他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说明南满的作用：“敌人像一头牛，北满是牛头和牛身，南满是一条尾巴。尾巴一松，敌人就能转身；把尾巴抓住，敌人便进退两难。”这番话并不是简单鼓舞士气，而是指出了南北战场相互牵制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临江的价值并不只在县城本身。它连接着南满多处根据地，也是部队向东、向北展开行动的跳板。苏联军队当时驻在朝鲜北部，蒋军顾虑边境形势，不敢轻易把战火扩大到鸭绿江对岸，这又使临江获得了一定的回旋余地。
蒋军第一次进攻发生在1946年12月上旬。其部队从多个方向逼近临江，试图以正面压力迫使我军退入深山。肖劲光没有把主力全部用于固守县城，而是组织部队深入敌后，袭击宽甸、桓仁一带的据点，迫使进攻部队回头救援。
这一打法的关键，在于不和敌人拼消耗。临江守军兵力有限，若被钉死在城内，很快就会陷入被动；主动出击，才能打乱对方部署。与此同时，北满部队南渡松花江，向南满方向制造压力，蒋军只得抽调兵力北援。第一次围攻由此被化解。
1947年1月，蒋军再次调集4个师进攻。此次他们吸取教训，企图稳步推进。但敌军第195师深入较快，与其他部队拉开距离，侧后方暴露。肖劲光抓住这一空隙，集中兵力实施围歼，随后又在三源浦打击前来增援的部队，第二次进攻很快失去攻势。
第三次进攻开始于1947年2月。蒋军投入5个师，企图从多个方向压缩我军活动范围。肖劲光判断，正面硬拼并不划算，便把攻击重点放在敌军侧翼，集中力量打击暂编第21师。2月中旬，相关部队遭到重创，蒋军部署出现松动。
此时，北满部队两次南下，牵制了敌军的大量兵力。南北战场互相策应，使蒋军无法把全部力量压到临江一线。经过一个多月作战，敌军多个师受到打击，第三次进攻也未能达到目的。
真正危险的是第四次。1947年3月下旬，蒋军调集7个师发动进攻，而南满部队连续作战，兵员疲惫，补充困难，正面能够使用的主力只有约4个师。陈云在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不能再一味退让，必须准备打硬仗。
4月3日，我军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第89师，并以两翼迂回切断其退路。战斗持续数日，第89师被歼，敌第54师第162团也遭到打击，蒋军伤亡和被俘人员超过7000人。四次进攻接连受挫后，蒋军再没有组织同等规模的临江攻势。
蒋军为何反复投入重兵？因为临江一旦失守，南满根据地就会失去立足点，北满也将承受更大压力。对蒋军来说，这是清除南满的关键一着；对我军来说，这是牵制东北敌军、争取战略主动的支点。
四保临江的意义，也不只是守住一座小城。它把有限兵力、复杂地形和南北配合作战结合起来，使进攻者始终无法集中力量形成突破。蒋军每次看似逼近目标，后方和侧翼却不断受到袭扰，兵力越多，补给和调动的负担也越重。
临江没有成为一场孤立的守城战。它牵动了东北南北两个战场，也检验了南满部队在最困难时期的组织能力。正是在一次次被压缩、又一次次反击的过程中，战场主动权开始悄然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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