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政坛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副总统莎拉深陷弹劾审判，支持率却依然保持在高位，这场权力争夺究竟会如何发展？

10月12日，菲律宾最新总统选举民调公布，莎拉获得50%的支持率，而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只有1%，两人的数字相差整整50倍。

这份一边倒的民意，真的可以抵消弹劾带来的法律风险吗？真的能护她冲击2028总统宝座吗？

50%对1%，莎拉民调领先，特奥多罗为何差距如此明显？

10月12日，菲律宾民调机构“亚洲脉搏”公布9月17日至24日进行的全国调查。

调查覆盖2400名18岁及以上成年人，采用面对面访问方式，整体误差范围为正负2个百分点。

受访者被要求从列出的潜在候选人中选择，如果2028年总统选举当时举行，会支持谁。

结果显示，莎拉获得50%的支持，纳加市市长、前副总统罗布雷多获得26%，参议员拉菲·图尔福获得12%。参议员洪蒂维罗斯为3%，国防部长特奥多罗和公共工程部长迪宗均为1%。

这组数字说明，在此次列名候选人的假设场景中，莎拉获得的选民偏好明显高于其他人。

“50比1”尤其醒目，但不能由此推导出特奥多罗在政治能力上比莎拉差50倍。

民调测量的是特定时点、特定名单下的投票意向，而非对官员政绩、专业能力或政策优劣的全面评判。

特奥多罗以国防安全事务为主要公众形象，他在国防领域的知名度，不等于能够直接转化为全国总统选举的支持。

更值得研究的是地区差异。

莎拉在棉兰老岛获得92%的支持，在维萨亚斯群岛获得56%，在大马尼拉地区为40%，在吕宋岛其他地区则为28%。与此同时，罗布雷多在吕宋岛其他地区达到36%。

这些数字表明，菲律宾政治仍有明显的地域基础，莎拉的支持并非在所有地区均匀分布。

这种分布与杜特尔特家族长期经营达沃及棉兰老地区有关。老杜执政期间积累的个人影响力、地方政治网络和家族品牌，给莎拉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单纯依靠执政联盟的支持基础。

但治理期待、生活成本、腐败争议和对现政府的不满，都可能影响受访者的回答。

其实，这也不是莎拉支持率第一次处于这一水平。

6月底至7月初，另一轮全国调查给出的数字为49%，9月调查为50%。

两次调查在误差范围内，不能简单理解成支持率显著上升，却说明在连续数月的弹劾争议中，其受访支持比例没有出现明显下滑。

副总统人选的民调也显示出相关政治联系：曾长期担任老杜助手的参议员邦·吴获得31%，与杜特尔特阵营关系密切的参议员罗宾·帕迪利亚获得19%，阿基诺四世获得17%。

不过，这并不等于支持上述副总统人选的选民都会在总统选举中支持莎拉。

菲律宾总统与副总统分别投票，不能把两张选票简单相加。

13比1改变弹劾计票办法，莎拉面对的不只是两票差距

与民调结果形成对照的，是9月23日发生在菲律宾参议院弹劾法庭的一次程序性表决。

当时共有13名参议员支持调整定罪票数的计算办法，1人反对，另有6人没有参与。

此前按照参议院法定24名成员计算，定罪需要至少16票；新规则则按照最终裁决时依法且事实上能够参与审判的参议员人数，计算三分之二门槛。

假如最终只有20名参议员符合参与条件，三分之二向上取整便是14票。

数字上只差两票，政治后果却不能忽视：原来控方要争取16人支持定罪，现在在这一假设条件下争取14人即可。

对于成员数量有限、联盟又经常变化的参议院而言，门槛的任何变化都会影响双方争取支持的空间。

这里必须澄清一个容易混淆的地方：13名参议员同意修改计票办法，不代表这13人已经决定判莎拉有罪。

程序规则的表决和实体审判的定罪表决，性质完全不同。最终是否定罪仍须根据届时参与者、法定门槛以及法庭对证据的判断决定，不能拿13比1直接计算谁还差最后一票。

这次争议与多名参议员无法正常履职有关。

参议员德拉罗萨面临国际刑事法院相关逮捕令问题，埃斯特拉达、马科莱塔分别因涉贪案件被羁押，莱加达则因医疗原因在海外。

四人缺席的法律处境和事实原因并不相同，是否列入最后的计算基数，还要以裁决时的实际状况判断。

过去即使部分议员无法投票，仍按24人计算，就可能出现事实上难以凑足16票的情况。

新的解释试图解决这一程序困境，但反对者认为，菲律宾宪法使用的是“参议院全体成员三分之二”的表述，不能仅凭参议院的解释改变计算基数。

这不是简单的数学之争，而是有关弹劾法庭权限与宪法文字如何适用的争论。

支持新计算办法的议员包括阿基诺四世、洪蒂维罗斯、潘菲洛·拉克松、潘吉利南、索托和马克·维拉尔等人。唯一投反对票的是当时主持弹劾法庭的埃斯库德罗。

投票名单横跨不同政治派别，反映出议员在具体程序议题上的立场并不完全由家族或党派标签决定。

更重要的是，新的解释已经遭遇司法挑战。

9月30日，菲律宾最高法院驳回三份针对定罪门槛的申请，理由包括申请人欠缺诉讼资格及诉讼尚未成熟。

这意味着相关申请没有阻止新规则继续适用，但最高法院并未在这次裁定中对争议的宪法实体问题作出终局判断。

因此，莎拉阵营仍有法律辩论空间，却不能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恢复16票门槛上。

审判开始后，控辩双方争论的不仅是程序，更包括指控、证据的证明力和议员最终对案件的判断。

民调优势遇上法律风险，2028年大选还有哪些变量？

莎拉早在今年2月18日就公开宣布打算参加2028年总统选举。

她的政治安排因此不只是保住现有副总统职位，还涉及能否在法定条件下继续竞逐下一届最高行政职位。

菲律宾总统不得连任，现任总统马科斯无法在2028年再竞选同一职位，这也让下一届选举成为各派重新组合的重要节点。

莎拉与马科斯原本在2022年组成竞选搭档，此后双方围绕行政资源、政治责任和政策方向逐渐产生严重分歧。

10月13日，案件又发生一项新变化。

参议院弹劾法庭批准控方撤回原先四组指控中的三组，将审理重点集中在来源不明财富问题。

控方解释，这样能够缩小争议范围、加快程序；莎拉律师则表示，撤回部分指控使辩方失去针对这些问题完整答辩的机会。

指控缩减并不等于莎拉已经获判无罪，也不能据此判断剩余指控必然成立。

另一条争议涉及所谓中国及香港资金汇款。

菲律宾国家安全委员会此前表示正在研究与莎拉丈夫有关联企业的可疑交易报告。

需要强调的是，银行报告和官方调查不等于认定资金非法，更不意味着已经证明外国政府干预菲律宾政治。

涉及外国资金的叙事容易在菲律宾国内政治中引发争论，最终仍应回到合法来源和实际用途的证据。

参议院内部的力量组合也在变化。

10月8日，马克·维拉尔从少数派转入多数派，并出任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席，同时进入任命委员会，使多数派席位达到14席。

这与定罪可能需要14票恰好相同，却不能画上等号：议会多数派不等于弹劾定罪联盟，担任议会职务也不等于已对莎拉的案件表态。

从杜特尔特家族自身看，莎拉并非唯一拥有全国知名度的人物，但家族内其他成员能否承接其总统选民基础，还没有充分证据。

比如达沃市市长、莎拉的弟弟塞巴斯蒂安，在同期参议员偏好调查中获得37.2%的支持，但这属于不同职位、不同候选名单的调查结果，不能直接换算成总统选举支持率，更不能把所谓家族“替补计划”当成已经正式宣布的安排。

在小烽看来，这场争议最重要的，是区分三件本来就不相同的事：民调衡量某个时间点的选民偏好，参议院表决决定弹劾案的裁决，选举则须等到2028年由具备投票资格的选民作出选择。

任何一个环节都无法提前替代另一个环节。

50%对1%，说明莎拉和特奥多罗在这份总统候选人名单中的支持比例相差很大；13比1，则改变了另一场审判的程序基础。

这两组数据同时存在，恰恰说明菲律宾政治并非只有一条竞争线：选民偏好、法律程序和政治联盟可能朝着不同方向发展。

距离2028年选举还有一年多，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现在给谁提前宣布胜负，而是弹劾法庭如何认定证据、各派如何调整合作关系，以及公众对经济和治理问题的态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