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没进过中共一大会场，没带过一兵一卒，没指挥过一场仗的人，为什么毛泽东会说，他做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全部？

1931年8月4日，广州。

一个36岁的男人，靠在监狱的墙边，没了呼吸。

他叫蔡和森。

三年后，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着所有代表的面，说了那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到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

1895年3月，蔡和森出生在上海，他出生的那年，甲午战争刚落下帷幕，大清签下《马关条约》，割地赔款，举国上下一片哗然，没人能想到，这个跟着母亲辗转回湖南双峰的穷孩子，会是第一个把“中国共产党”五个字清清楚楚写进历史的人。

家里原来还算宽裕，父亲做生意赔了本，家道中落，母亲葛兰英是个有见识的女人，哪怕穷得揭不开锅，也咬着牙送儿子读书。

蔡和森16岁才进小学，18岁考进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在这里，他遇上了跟他一样穷、一样满脑子想救中国的同学——毛泽东。

当时湖南进步青年里传着一句话：“和森是理论家，润芝是实践家。

”他们的老师杨昌济更直接，说“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那时候蔡和森才二十出头，他到底厉害在哪？其实就是一个“想”字。

他不跟风凑热闹，别人还在吵“要不要改良”，他已经顺着脉络往下想：中国要变，怎么变？谁来变？用什么理论撑着变？在那个各派主义满天飞的年代，能把问题想到这一层的年轻人，真没几个。

1918年，蔡和森和毛泽东一起拉起了新民学会，定下目标“改造中国与世界”，一群年轻人分头找路，蔡和森选了去法国，他要去看看十月革命后的欧洲，到底走出了一条什么样的路。

送行的码头，他唱着《少年行》踏上船，没人想到，这一去，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也成了中国革命的转折点。

1919年12月25日，圣诞节，蔡和森踩上法国的土地。

对岸的西方人在欢天喜地过节，他下船就扎进了勤工俭学的苦日子。

当时多数留法学生都得靠洗盘子、扛水泥打工赚学费，语言不通，钱少活累，可蔡和森偏偏不按常理来，他几乎推掉了所有零工，把全部时间砸在了读书翻译上，揣着一本法汉字典，就开始“猛看猛译”。

上百本讲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革命的书，他一页一页啃，《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他边读边译边记，不是为了凑学分，是为了给自己拼出一套能救中国的思想体系。

不过一年多，他就比出来了：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只有建一个真正的革命政党，才能把散沙一样的中国人聚起来干成大事。

1920年8月，他给毛泽东写了第一封信，明明白白写：“我以为先要组织党——共产党，因为他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

”同年9月，他又写了一封更长的信，把建党的理论、路线、组织原则说得明明白白，最后直接说，要“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

这是“中国共产党”这五个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人的文字里。

不是在大会宣言里，不是在官方文件上，就是一个在法国穷得啃面包的年轻人，写给朋友的私人信件里。

毛泽东收到信，立刻回：“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同。

”而此时陈独秀等人已经在国内筹备建党，这不是巧合，是那一代救国的年轻人，在不同地方同时摸到了真理的门，蔡和森，是第一个把名字说清楚的人。

1921年下半年，蔡和森因为领导学生闹学潮，被法国政府拘捕驱逐，坐船回中国。

可就在他飘在海上的那个夏天，中共一大已经在上海开完了。

那个最早给党起名字的人，没赶上成立大会，这像是历史开的一个玩笑。

可这重要吗？不重要。

他一回国，12月就正式入党，一头扎进了最缺人的工作——理论宣传。

刚成立的党，缺枪缺人，可最缺的，是让普通人知道：我们是谁？我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着我们走？这件事，就是蔡和森扛起来的。

1922年党的二大，他当选中央委员，管宣传，同年9月，党的第一份公开发行的政治机关报《向导》创刊，蔡和森当主编。

那时候办报有多难？反动派查得严，没钱没人，印刷都得偷偷摸摸，陈独秀、蔡和森这些中央领导，既是编辑又是撰稿人。

蔡和森一个人在《向导》上写了156篇文章，平均每个月就有一篇，每篇都分析形势，讲清主张，最高峰发行量到了十万份——这在那个一本杂志能传半个城的年代，相当于把革命的种子撒进了十万个普通人心里。

他后来自己说，当初我们说打倒帝国主义，群众说我们是瞎扯，几年后，大家都跟着我们一起反对帝国主义了。

从中共二大到六大，蔡和森连续五届当选中央委员，后来当过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长，他一辈子没带过兵，一辈子就干一件事：建思想，搭框架，把马克思主义讲成中国人能听懂的话。

可是革命哪有一帆风顺，1927年大革命失败，白色恐怖铺天盖地，蔡和森敢站出来批评左倾错误，1930年他还是敢直言左倾的问题，这事放在当时，真的需要掉脑袋的勇气。

1931年，蔡和森从莫斯科回上海，主动申请去瑞金苏区，他想补上实践这一课，把自己的理论放到战场上检验。

可是中央没批，把他派去了广东，当两广省委书记。

那时候的广东，是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地方，省委已经被破坏好几轮，同志劝他：香港太危险，别去了。

蔡和森只说：“干革命，那里需要就去那里，不能只考虑个人安危。

他还是去了，住洋酒罐头公司的楼上，对外扮成职员。

6月10日，海员工会要开集会，大家都劝他别露面，他坚持要去。

出门前，他跟妻子李一纯说：“我下午一点前一定回来，没回来，就是被捕了。

他走了，一点钟，没回来。

叛徒顾顺章就在会场，一眼认出了他，当场被捕。

党组织立刻花钱营救，失败了。

两天后，他被秘密引渡到广州，交到了军阀陈济棠手里。

监狱里，敌人把他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狱中同志看见都掉眼泪，他还咬着牙勉励大家坚持：“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连敌人自己的审讯笔录都写，蔡和森“并没有主动向敌人供出什么真实情况”。

1931年8月4日，蔡和森被处决，年仅36岁。

距离他写下“中国共产党”五个字，刚好十一年，距离他入党，不到十年，距离中国共产党成立，刚好十年。

三年后，毛泽东说的那句话，成了对他一生最高的认定：这不是客套的赞美，是把蔡和森当成了所有共产党员的标尺——一个共产党员该做的，他全做到了。

他没见过1949年的天安门，可他写的字，他播的种，早就成了新中国地基里的一块坚石。

参考资料：[1]人民网党史频道《第一个提出“中国共产党”名称的人——蔡和森》[2]广州市纪委监委网站《蔡和森：“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官网《蔡和森：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