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4日，西安新城，蒋介石被扣留后的第六天，一场关于“日记”的说法开始进入历史叙述。它后来被不断转述，甚至成为解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重要依据：张学良、杨虎城看了蒋介石的日记，得知他早有抗日计划，因而悔悟并决定放人。

事情真有这样简单吗？

西安事变发生于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蒋介石，提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要求。蒋介石最终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关于他为何获释，国共双方长期存在不同说法，但“张、杨因读日记而受到感动”的故事，主要来自蒋介石方面的叙述。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很快发表《对张、杨的训词》，声称自己携带的日记、公文等“不下十万余言”，张学良、杨虎城都已经看过，也因此了解他的救国苦心。到了1936年年底，他又写成《西安半月记》，把这一说法进一步具体化。

书中记载，12月14日早晨，张学良见到蒋介石，流泪表示悔悟，并说看过蒋的日记，才知道其人格和抗日之心。这段文字后来广为流传，成了蒋介石一方解释西安事变的重要材料。

可是，同一天晚上，张学良却在西安广播电台公开批评蒋介石的政策，称其误国，并希望蒋介石认真反省。早晨“流泪悔悟”，晚上公开指责，前后反差如此明显，不能不让人疑问：所谓“读日记后受到感动”，究竟是现场事实，还是事后加工出来的政治说法？

当时的外国观察者也曾转述类似故事。有人说，蒋介石把日记交给张学良，日记中写有准备对日作战的计划，还记载着祈求十年时间整顿国家、准备抗战的文字。这个说法看似有细节，实际上更需要谨慎。

因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相当长时间内采取的是避免全面对日作战的方针。若把“十年准备抗战”的文字放在1931年前后，确实能够为蒋介石后来塑造出一条连贯的抗日思想线索。问题在于，日记究竟何时写成，是否经过修改，张学良究竟何时看到，看到的是原本还是整理本，都缺乏足够可靠的旁证。

胡佛研究所公布的相关日记材料，也没有完全支持《西安半月记》的说法。1936年12月14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到张学良多次来见，表现出悔悟并数度哭泣，同时又认为张的哭泣可能是虚假的；他还记录了杨虎城提出的条件，以及南京方面准备讨伐的消息。

这份文字与《西安半月记》存在明显差别。这里没有出现张学良早晨读完日记后，对蒋介石抗日计划大为感动的完整情节，更多是对局势、人员态度和军事压力的记录。它似乎更接近一个被拘留者当时的心理反应，却同样没有把所有疑点解释清楚。

张学良后来也谈到过这件事。1950年代，他在台湾受控制的环境中写下文字，承认自己和杨虎城看过蒋介石日记，并因此认识到蒋的抗日苦心。这样的表述不能简单视为独立证词，毕竟写作背景特殊，文章又带有回应外界质疑的意味。

1990年，张学良接受口述访问时，给出了另一种说法。采访者问起他是否曾说过“其实没有看蒋日记”，张学良回答：“是的，我说看了，其实是给蒋先生一个台阶下。”随后他又说，自己确实看过，但看了以后反而更加生气。

这几句话很关键。它至少说明，张学良并不承认自己是因为看到了蒋介石的抗日计划，才改变了对蒋的判断。至于他究竟看过哪些内容，何时看到，是独自阅读还是与杨虎城共同阅读，现有材料都无法完全坐实。

端纳的回忆又增加了一层复杂性。端纳是张学良的顾问，也与蒋介石夫妇关系密切。1936年12月14日，他从南京方面来到西安，并参与劝蒋介石转移住所。有关回忆称，当晚端纳把蒋介石的日记交给张学良，张看过后表示，自己对蒋的对日政策将有新的认识。

但这个时间点，与《西安半月记》中所说的“14日早晨”并不一致。一个说早晨，一个说晚饭后；一个像是张主动见蒋时阅读，一个则像是端纳从南京带来后交给张学良。不同材料彼此牵扯，也正好说明，西安事变中的“日记故事”经历了多次叙述和重构。

2006年《蒋介石日记》公开后，史学界更加重视这批材料，但重视并不等于全盘接受。日记是蒋介石留下的私人文字，却未必只是私人文字。自1927年以后，他已经清楚自己的政治地位，知道文字可能被后人阅读，也可能成为解释政策、塑造形象的依据。

因此，日记能够反映蒋介石当时的情绪、判断和自我认识，却不能自动等同于客观事实。它可以帮助研究者了解蒋介石“怎样看自己”，却不能单独证明事情“究竟怎样发生”。

有些文字是即时记录，有些可能经过整理；有些是内心判断，有些则带有辩解意味。把日记与电报、公开讲话、旁观者回忆、当事人口述以及其他档案互相核对，才能接近历史现场。单凭一句“我早有抗日计划”，便认定西安事变是因读日记而化解，证据显然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