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可以更积极的生活

黎荔

许知远在《那些忧伤的年轻人》里有一段话，写于遥远的2001年，那时互联网刚刚在中国萌芽，一切都还带着笨拙的、热气腾腾的期待。他说：“在面对往昔的青春时，我有时遗憾于自己没更大胆、荒唐，更热烈的投入生活；另一些时刻，又觉得自己浪费了那浩瀚的图书馆，错过了真正的精神训练；还有些时候，又觉得未能珍视那些微妙的个人情绪，将之发展为更具个人特质的声音。”

整整二十五年过去了。世界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开放。我们拥有了许知远当年无法想象的工具——一部手机，就是一个通往全世界的窗口。我们躺在床上，拇指机械地向上滑动。屏幕上便会闪过加沙的废墟、东京的晚霞、一个异乡人在冰岛拍到的北极光，以及三条不同平台推送的、关于同一场明星离婚案的八卦。我们可以随时“看见”陌生人的成功与崩坏，随时读取地球另一端正在发生的事，随时获取过去几个世纪积累的纷繁知识。但奇怪的是，知道得越多，愿意理解的却越少。通讯录越来越长，可以敲门的人越来越少。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了解，从未像今天这样多。而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参与，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少。

我们这代人，大概都经历过这种奇异的撕裂。世界从未如此触手可及——南极的冰盖在卫星图像上缓缓开裂，非洲草原的角马迁徙被做成高清纪录片，叙利亚孩子的哭声几秒钟就能抵达我们的耳膜。可与此同时，我们却越来越擅长把自己折叠进一个更小的格子：通勤路线固定成一条血管，社交圈层固化成一座孤岛，连刷手机时的愤怒都变得模式化——为远方的灾难点一支蜡烛，然后继续划向下一个搞笑视频。

我们与世界的关系，什么时候变成了一场隔窗观望？我们拥有无数“好友”，却无人可以在深夜醉酒后拨通电话；我们收藏了上百篇深度报道，却少有人能对一个陌生人的困境保持十分钟以上的共情。我们像一群被信息喂饱的饿汉，胃里塞满了，心里却空着。“我本可以更积极的生活”，此刻这句话在心里浮现，像一根细小的刺。这句话里藏着一种遗憾的时态。它暗示着另一种可能的人生——那里有一个更勇敢的我，一个会在收到邀请时先答应再考虑是否合理的我，一个会在机场临时改签去往陌生城市的我，一个敢于对一段关系先倾注热忱而不先计算得失的我。

那个我，此刻也许正坐在大理的某个有风小院里，和刚认识的文艺青年弹吉他；也许正蹲在尼泊尔的神庙石阶上，看一个苦行僧涂抹香料；也许正站在自己租来的小小书店里，给一个同样喜欢塞尔努达的陌生人泡茶。那个我，允许生命里有一些“无用”的段落，一些不指向任何结果的出发。可事实上，我坐在这里，重复着昨天，用“生存”替换了“生活”，用“看见”替代了“体验”。

我们都活成了锱铢必较的功利机器，而不是好奇的世界旅人。经济下行的时候，人容易变保守。这不是什么秘密。当未来变得不确定，我们本能地收缩——缩回自己的壳里，缩回安全的选项里，缩回“有用”边界里。我们开始用投入产出比来衡量一切：这段关系值不值得维持？这件事做了有什么用？这条路走下去能不能到达某个确定的终点？仿佛人生是交易所，每一步都要立刻结算盈亏。

我们太害怕“浪费时间”了。但什么是浪费？许知远后悔没有更热烈地投入生活，也后悔没有好好利用图书馆，还后悔没有珍视自己的个人情绪。你看，人到最后，后悔的从来不是那些“没用”的事，而是那些“本可以”的时刻。本可以去那个地方，本可以见那个人，本可以说那句话，本可以翻开那本书，本可以允许自己荒唐一次、热烈一次、不管不顾一次。

人若只在“有用”的秤上称量世界，最后称出的往往只有自己那点可怜的焦虑。从微小的改变开始，做出某种抵抗吧！明天出门的时候，关掉地图APP，不走常走的路。去一条没去过的街，爬一座没爬过的山，主动跟一个陌生人说一句话。下一次朋友聚会，不聊房子股票，问一句“你最近有什么新想法”。路过那家开了十年的旧书店时，终于推门进去，而不是又一次“下次再说”。允许自己暂时放下判断，不去想“值不值得”，不去算“有没有用”。就单纯地、笨拙地、热烈地去靠近一个人、一件事、一个地方，就让好奇心带着走一会儿。也许在那里，会遇见另一个“本可以”的自己。

我仍相信，纯粹的好奇心是一种小型抵抗。一次不问收获的拜访，一场允许自己笨拙的交谈，一晚上不求快速通关只求缓慢沉浸的阅读。就像农民在霜降前给土地留一层秸秆，我们在保守的年代也要给灵魂保温。不是天真地否认寒气的存在，而是拒绝让寒气住进骨头。经济下行时，想象力更要开工；思想收紧时，心要学着辽阔一点。这也许改变不了世界的气候，却能改变我们个人的风格。

世界很大，而我们本可以更积极地参与它。我们不是输给了世界，而是输给了那个在每一个岔路口都选择“算了”的自己。这个秋天，当银杏叶开始镶上金边，试着不那么快说“算了”，试着做一件“本可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