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食客排队数小时，只为吃上一顿海底捞，却很少深究这家源自四川简阳的火锅品牌背后的资本故事。

创始人夫妇早已更换国籍，定居新加坡，海底捞超九成营收来自国内门店，2026 上半年营收高达 223 亿元。

就在近期，妻子大手笔减持套现 27 亿港元，丈夫又从公司借入亿元短期贷款，一连串资本动作搅动资本市场。

一家扎根国内消费市场的餐饮巨头，顶层实控架构却全部搭建在海外，这份错位值得所有人深思。

我们以为支持的本土品牌，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资本布局？消费者买单换来的营收，最终会流向何方？

张勇是四川简阳人，1971年出生在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中专毕业后进拖拉机厂当工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凑钱在简阳开了家只有几张桌子的火锅店，取名海底捞。

靠着免费擦鞋、送蛋糕、唱生日歌这些别人看不上的“花活”，硬是从一口锅几张桌做出了一个火锅帝国。

2018年海底捞在港交所上市，市值一度冲上四千多亿港元，张勇的身价一夜之间超过五百亿。

2020年他因疫情判断失误，逆势新开544家门店，结果2021年全年净亏损41.6亿元，股价从最高85港元跌得只剩零头，随后被迫关店近300家，自己也辞去了CEO职务。

这些起落本身已经够跌宕，但真正让普通人心里犯嘀咕的，是另一件事。

海底捞上市时的招股书里，“国籍”一栏写得清清楚楚——张勇、舒萍夫妇，新加坡籍。

从那一刻起，这家从四川走出来的火锅品牌，在法律意义上，实际控制人已经不是中国人了。

张勇夫妇还分别设立了两个海外家族信托来持有海底捞的股权，一个是张勇名下的信托，一个是舒萍名下的RoseTrust，受益人写的是他们自己和家人。

说得再直白一点，海底捞赚的利润，通过分红进入信托，再流向境外的账户。

而这家公司超过96%的营收，来自中国大陆门店，是中国人一顿一顿吃出来的。

就我而言，选择哪个国家的护照是个人的自由，任何人都没有权利去指责。

但当一个品牌的根基和它的归属发生错位的时候，消费者的感受就会变得复杂。

品牌认同本质上是一种情感契约，当契约的另一方早已把身份和资产转移到了别处，这份信任难免会打折扣。

不过，如果只把注意力放在国籍上，可能还漏掉了更值得关注的事。

真正让资本市场紧张的，是这对夫妇最近一个多月里接连出手的资金动作。

2026年9月8日，舒萍通过RoseTrust旗下的持股平台SPNPLtd.，以每股10.62港元的价格一次性出售了2.59亿股海底捞股票，占已发行股份约4.65%，套现约27.51亿港元。

这个价格比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折让了近7%，急迫感写在脸上。

第二天海底捞股价盘中一度跌超12%，收盘仍跌了9.14%，全天成交额放量到37.81亿港元。

不到五周后，10月12日，海底捞又发了一份公告，公司同意向张勇本人提供不超过1亿元人民币等值的港元贷款，期限只有30天，利率是一月期港元同业拆息加60个基点，公告写明这笔钱只能用于张勇的个人财务安排，不得购买公司股票，不得转借或担保。

妻子前脚套现27亿，丈夫后脚从公司借走1亿，中间只隔了一个月。

资本市场没含糊，摩根士丹利随即把海底捞的评级下调至“与大市同步”，花旗把目标价从19.3港元砍到了15.5港元，10月13日早盘股价一度跌超6%，创下上市以来的新低。

这里有一个背景信息值得关注。

2026年7月24日，财政部和税务总局联合发布了关于离岸信托个人所得税的公告，这是国内第一次针对离岸信托出台系统性的税务规则，对信托的设立、存续和终止环节都做了明确规定。

关键的一点是，公告设定了一个90天的补报窗口期，截止日是10月22日，窗口期内主动申报可以免收滞纳金，逾期则按日加收万分之五。

摩根士丹利在报告中指出，舒萍此次减持套现的金额，大约相当于张勇夫妇自海底捞上市以来累计收取股息的31%，因此推测这笔减持可能与筹措税款有关。

当然，这只是券商的分析，海底捞官方始终没有对此作出回应。

仅谈一点个人感受，时间节点上的高度重合很难让人不多想。

补报窗口期10月22日到期，舒萍9月8日减持，张勇10月12日借款，每一个动作都踩在时间线上。

即便减持真的只是为了缴税，公众看到的信息也只有“股东个人资金需求”这几个字。

信息越模糊，市场的猜测就越多，股价承压也就越严重。

但这还只是水面上的部分，如果把时间轴拉长来看，张勇夫妇在资本层面的操作节奏，其实是有迹可循的。

2020年疫情刚爆发那会儿，整个餐饮行业都在收缩，张勇却判断危机很快会过去，商铺租金正在暴跌，正是抄底的好时机。

他拍板逆势开店，一年多时间里新开了几百家门店，结果人流迟迟没有恢复，新店变成了无底洞。

2021年海底捞巨亏41.6亿元，把前几年攒下的利润几乎赔光了。

张勇在公开场合承认自己对大势的判断有误，随后启动“啄木鸟计划”，关掉近300家门店止血，2022年3月把CEO的位置让给了从基层一路做上来的老员工杨利娟。

杨利娟接手后推动了一系列改革，2023年海底捞全年营收恢复到414.53亿元，溢利达到44.95亿元。

2024年苟轶群接棒CEO，到2025年全年营收虽然还有432.25亿元，但净利润下滑到了40.42亿元，同比降了约14%，主品牌火锅业务收入同比下降4%，同店销售额也是负增长。

2026年1月，张勇重新出山，再次坐上CEO的位置，消息公布后第二天股价大涨超9%。

说实话，张勇回归之初，市场是给足了期待的。

但半年多之后，等来的不是加大分红或者回购股票，而是妻子套现27亿、丈夫借款1亿。

2026年上半年海底捞营收223.37亿元，核心经营利润25.13亿元，这两项指标确实还在增长，但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外卖业务和其他新品牌，主品牌火锅的收入反而下降了4%。

增收不增利的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大股东家族却在这时候密集地从资本市场和公司内部抽走资金。

海底捞的注册地在开曼群岛，上市地在香港，实际控制人是新加坡公民，股权装在境外的家族信托里。

从门店、员工到顾客，它看起来是一家地地道道的中国餐饮企业；但从法律架构和最终受益人的角度看，它更像一家标准的离岸公司。

消费选择本是个人自由，但品牌情感认同的根基，往往藏在资本架构与实控归属之中。

大量营收来自国内消费者的日常消费，利润与股权安排却依托海外架构运作。

资本的每一次减持与资金调动，都会不断消解大众原本寄托在品牌身上的本土情怀，也提醒着每一位消费者看清商业背后的真实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