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春，台北街头，国民党特务盯住了一个急于进城吃饭的中年人。他就是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几个月前，这位地下组织的最高负责人还藏身乡间，如今却因无法忍受清苦生活，重新出现在特务的视线里。
这次被捕后，蔡孝乾很快改变了身份。他不再是被追捕的地下工作者，而成了向国民党提供情报的人。台湾地下党组织的人员关系、联络方式、秘密据点以及领导层情况，陆续出现在他的供述和笔记中。
有意思的是，蔡孝乾并非普通党员。他早年参加革命，经历过长征，后来成为台湾省工委的核心负责人。正因为位置高，他掌握的情报远比一般被捕人员重要。对特务机关而言，抓住他，等于拿到了一张可以撕开地下组织的地图。
此前，基隆地区发生《光明报》案件，工委成员钟浩东等人被捕。审讯过程中，蔡孝乾使用过的化名被牵出，特务由此逐步锁定了他的活动范围。1950年1月29日，他在台北泉州街一带第一次被捕，后来借带路指认的机会逃脱，转移到嘉义农村。
逃亡并没有让他重新振作。相关史料记载，蔡孝乾长期生活腐化，对城市生活和物质享受有很强依赖。躲进乡间后，他很快感到难以适应，最终再次进城，也把自己送回了特务的包围圈。
第二次被捕后，他的表现与许多坚持到底的地下工作者形成鲜明反差。据国民党方面留下的材料，他在较短时间内交代了大量情况，还协助整理组织关系。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人的活动，后来也因相关情报暴露，酿成严重后果。
地下组织遭到破坏，牵连人员数量很大。不同档案对具体数字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大规模搜捕和处决确实发生过。蔡孝乾的供述之所以格外致命，不只是因为内容多，更因为它来自最高层，能够帮助特务把零散线索连成完整网络。
国民党没有把他当作普通俘虏处理。对一个熟悉中共组织方式、又愿意配合审查和反共工作的高级人员来说，他仍有使用价值。蔡孝乾被安排进入情报系统，参与材料整理、人员训练及反共事务，后来获得少将军衔，成为国民党方面展示的“转变者”。
另一边，陈泽民的情况完全不同。
1949年10月31日，陈泽民被捕。他是中共台湾省工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地位同样不低，但他被捕后的表现，却没有给特务机关带来预期收获。面对连续审讯，他多次拒绝交代，直到家人被带到审讯现场，心理防线才被强行撕开。
“你到底说不说？”审讯者步步紧逼。
陈泽民最终说出了一些地点和线索，但其中不少已经失效，或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特务按照线索搜查，屡屡扑空，有的据点已经废弃，有的人员早已转移。这样的供述，既不能彻底摧毁组织，也无法让国民党相信他已经真正投降。
这正是两人结局出现差别的关键。蔡孝乾不仅掌握核心情报，而且主动、持续地配合对方，能够被包装成反共样板。陈泽民虽然开口，却没有提供足以证明其价值的情报，甚至在部分行动中形成了客观上的延误，为其他人员争取了转移时间。
据一些回忆材料记载，陈泽民被关押期间，曾与张志忠同处一处。两人对蔡孝乾的行为颇为不满，曾斥责其贪图享受、背弃组织。这样的态度说明，陈泽民的供述不能简单等同于彻底投敌。
但历史判断不能只靠几段回忆。陈泽民究竟是因严刑逼迫而被迫开口，还是有意混淆情报，现有材料仍难以完全还原。可以确认的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对他始终缺乏信任，也没有从他身上得到足够的利用价值。
1950年6月29日，陈泽民被押往台北马场町刑场执行枪决，年约四十岁。蔡孝乾则继续留在国民党情报系统，1956年获授少将军衔，直到1982年在台北病逝，终年74岁。
同样被称作叛变者，两个人得到的处置截然不同，并不意味着国民党有一套稳定的道德标准。对特务机关来说，能否摧毁地下组织，能否提供持续情报，能否服务于政治宣传，才是决定生死和待遇的尺度。蔡孝乾的价值在于“知道得多且配合得彻底”，陈泽民的悲剧则在于“开口之后仍然无法被真正利用”。
马场町留下的是陈泽民的死亡记录，情报档案里留下的，则是蔡孝乾带来的组织损失。两份材料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台湾地下斗争中最沉重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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