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说起宋史里的奸臣名单，大部分人第一反应都是蔡京、秦桧，很多人不知道，还有一位本该名留青史的能臣，硬生生被塞进奸臣传，一骂就是上千年。这个人就是章惇，王安石变法里实打实的核心干将，哪怕和苏轼是朝堂上拍桌子对骂的死对头，却在苏轼要被满门抄斩的关头，站出来救了他一命。很多人读宋史都被带了节奏，真以为他就是祸乱朝纲的奸佞，翻完原始史料才发现，这绝对是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冤案。
元丰二年的乌台诗案，是苏轼这辈子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本来就是苏轼调任湖州，例行给皇帝写谢恩表，忍不住发了几句吐槽新法的牢骚，被新党抓住了把柄。本来撑死了就是贬官的过错，当朝宰相王珪非要赶尽杀绝，硬生生把这事儿打成了谋逆死罪。
王珪翻出苏轼写的《咏桧》诗，拿“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做文章，跟宋神宗说，你是当今天子是真龙，苏轼不拍你马屁，去找地下的蛰龙，这就是明摆着的不臣之心。在古代，谋逆不臣可是要株连九族的大罪，一句话直接把苏轼推到了鬼门关门口。满朝文武都看得出来王珪是借题发挥，可愣是没人敢站出来说句公道话。
不管是苏轼的恩师好友，还是同阵营的旧党同僚，甚至是平时以风骨自居的清流大臣，全都选择闭麦装死。谁都不傻，这时候站出来给苏轼说话，就是跟宰相、跟整个新党派系作对，轻则贬官流放，重则自己也跟着蹲大牢。谁也不愿意为了对手拿自己的前途身家赌，连苏轼自己都做好了被杀的准备。
谁也想不到，第一个站出来硬刚的，居然是章惇。章惇是新党的核心，和苏轼政见完全对立，两人天天在朝堂上辩论吵架，算得上是死仇了。按常理说，对手落难，正好顺坡下驴除掉隐患，名利双收的好事，他偏不接。
章惇当着所有人的面怼王珪，说龙从来就不是皇帝一人的专属，古时候诸葛亮隐居隆中，人人都叫他卧龙，难不成诸葛亮也是反贼？这一句话直接戳穿了王珪牵强附会的栽赃，任谁都挑不出毛病。宋神宗本来就不想真杀苏轼，只是要借这个事儿震慑反对新法的人，听完立马顺坡下驴，直接打消了处死苏轼的念头。
退朝之后章惇还不罢休，直接拦着王珪的路当面质问，你堂堂一国宰相，居然为了党争私怨要灭掉别人满门？王珪被问得脸都绿了，慌忙推说这都是御史舒亶的意思，不是自己的主意。章惇直接当众嘲讽，舒亶吐的口水你也拿来当饭吃？这么做事对得起宰相的位置吗？
这份坦荡，放在整个封建朝堂都找不到几个。章惇支持变法，不是为了拉帮结派捞好处，是真觉得新法能让国家变强，让百姓过得好。他和苏轼争，争的是国事，不是私仇，他看不惯用文字狱杀人的下三滥手段，更不能接受好人平白无故丢了命。
他和苏轼年少同榜考中进士，早年也算知己，清楚苏轼就是文人脾气直，根本没有反心。满朝跟苏轼要好的人全缩了，反而是死敌站出来守住了底线。哪怕后来俩人因为政见分歧彻底决裂，老死不相往来，当年这次救命也从来没带过功利心思，就是看不惯冤屈，仅此而已。
这么一个有风骨有能力的人，怎么就成了奸臣？说穿了，就是史书是赢了的人写的，跟人品没关系，只跟立场有关系。北宋新旧党争缠了近百年，最后旧党赢了，南宋建立之后直接全盘否定王安石变法，所有新党核心都要被打压抹黑。
元朝修宋史的时候，直接沿用了南宋的官方定论，偏向旧党打压新党，章惇作为新党后期的领袖，自然第一个被拉进奸臣传。抛开派系偏见看章惇的一辈子，真没什么作恶的记录，反而是北宋末年少有的真干实事的能臣。他整顿吏治梳理财政，打压豪强减轻百姓负担，确实缓解了北宋积贫积弱的问题。
军事上他更硬气，出兵收复西南失地，稳固了北宋的边疆，是北宋后期少有的能对外打胜仗的权臣。他一辈子不结党不贪腐，不媚上不弄权，就是性子太刚直，不懂圆滑世故，把满朝权贵都得罪遍了。反而构陷苏轼的王珪，被史书塑造成了温润贤良的名臣，这种颠倒黑白，真的离谱到家。
读历史最有意思也最感慨的就是这种地方，贴好的标签从来不能信，得挖开了看才知道真相。同阵营的亲友为了自保冷眼旁观，敌对的死对手反而愿意顶着风险守住良知。章惇一辈子就是输了党争，被赢的人泼了上千年脏水，明明是能臣忠臣，愣是背了千年奸臣的骂名。
参考资料：中华书局 《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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