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10月，罗布泊的蘑菇云升起来之后，大洋那边很快有了回应。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放话，光有原子弹没用，没有足够射程的运载工具，中国五年之内造不出能装核弹头的导弹。这话听着刺耳，倒也不算全错——弹有了，枪还没有，西方管这叫“有弹无枪”。

要看懂当年的处境，得先看地图。那几年的中国，可以说是被围起来的。北边，中苏关系从1958年联合舰队、长波电台之争开始闹僵，苏联撤专家、撕合同。

边境陈兵越来越多，部分战略导弹一度指向中国的几个大城市，东南沿海，美国拉着周边不少国家和地区结成反华同盟。

建了几十个军事基地，围出一个“半月形”的包围圈，1964年8月又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战火烧到南大门；西南方向，中印边境枪声未远；台湾那边，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一浪高过一浪。手里握着核武器的两家——美国和苏联，都对中国摆出过核打击的架势。

1963年8月，苏美英三家还在莫斯科签了部分核禁试条约，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冲着正在搞核技术的中国来的。更难的是国内：三年困难时期刚过，粮食紧巴，工业底子薄，尖端科研要人没人、要设备没设备。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1955年初，中央拍板发展原子能事业。毛泽东在会上说得很透：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后，他又撂下一句狠话：自己动手，从头做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陈毅说得直白：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还不太硬，你们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了，我的腰杆就硬了。

两个多月后的中南海一顿便饭，把这件事的分量，用一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点了出来。

那天是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他没办寿宴，只摆了几桌家常菜，开席就把话说死了：“今天既不是做生日，也不是祝寿，而是实行‘三同’，我用我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

我的孩子没让来，他们不够资格。”桌上坐的是刚散会的三届人大代表——大庆来的王进喜、大寨来的陈永贵、下乡知青邢燕子和董加耕，都是头一回进中南海的人。周恩来一个个招呼落座，钱学森和余秋里也在这一桌。

席间聊得随意。毛泽东问余秋里：“你读过几年书啊？”“三年小学。”毛泽东乐了：“三年小学能搞出个大庆来，不错嘛！”又转头问陈永贵：“你是庄稼专家了，多大岁数啦？”“五十。”“五十而知天命。”

他顿了顿，接着叮嘱：“你们不要翘尾巴，一辈子不能翘尾巴，有些人不好，尾巴翘得太高了，要夹着尾巴做人！”

然后就是那个被反复讲述的瞬间。

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朝钱学森递过去。钱学森本不抽烟，见状还是起身伸手去接。烟到了半路，却被收了回去。

毛泽东晃着那支烟，笑着说：“还是要自力更生哟，靠外援，人家不给，你就没有了。”满桌人先愣后笑，钱学森也笑了，点了点头，没再多话。

桌上其他人未必咂摸出这话的分量。可钱学森不一样，这句玩笑，戳的正是他九年来的切身经历。

钱学森在美国是什么身家？加州理工的教授，36岁拿下麻省理工终身教职，跟着冯·卡门干到美国空军科学咨询团，为陆军写的远景规划报告印了十三卷。可1950年，麦卡锡主义的旋风刮到他头上，机密研究执照被吊销。

他决心回国，八只大木箱行李被扣，人被联邦调查局抓上特米那岛，关了两周，出来时体重掉了三十斤，靠加州理工交了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此后五年软禁，每月去移民局报到。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那句“他一个人抵得上五个师，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就出自这个当口。

1955年，转机来了。钱学森在《人民画报》上看到陈叔通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那是他父亲的老友。他写了一封求援信，为了躲过联邦调查局拆检，妻子蒋英把信夹在寄往比利时的家书里，写信时还特意模仿小孩笔迹。

信辗转送到周恩来手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桌面上，中方亮出这封信，又提前释放十一名被俘美军飞行员，这才换回了他一家。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过了罗湖桥。临开船前他对外界说：我将竭尽努力，和中国人民一道建设自己的国家。

回国后不久，陈赓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答得没有一点含糊：“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1956年2月，怀仁堂宴请政协委员，钱学森发现自己那桌没有座位，工作人员把他领到全场正中的第1桌，名牌摆在毛泽东右手边。

两人初次见面，毛泽东用湖南话招呼：“学森同志，请坐这里。”席间又说：“听说美国人把你当成五个师呢！我看呀，对我们来说，你比五个师的力量大多啦！”这年年底国防部五院成立，他挑起大梁，院里两栋旧楼、几十个年轻人，讲义都得他自己编。

头几年确实有外援。1957年中苏签了新技术协定，苏联给了P-2导弹样品和资料，中国从仿制起步。可到了1960年夏天，莫斯科单方面撕毁合同，1390名专家全部撤走，图纸一样不留。

撤走前，有位苏联专家对中国同行撂下一句不太客气的话：这些设备你们搬回去当废铁卖吧。国家最困难的年头，聂荣臻把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几个人请到一起，只说了一句：党和国家相信我们自己的科学家。

真正的跟头栽在自主设计上。1962年3月21日，头一枚自己研制的东风二号在戈壁试飞，升空69秒就失稳坠毁。

神舟飞船首任总设计师戚发轫当时是设计室主任，就在现场，多年后回忆：“眼看着在天上，导弹就失稳了，后面就爆炸了……那个时候对我们打击挺大的。”现场不少年轻人当场就哭了。钱学森赶到阵地，带着人在天寒地冻的戈壁上捡了三天残骸，一颗螺丝钉都不放过。

有人情绪低落，怕这项目要黄，他反倒先松了口：“既然摔了，那问题就暴露了，把它找出来，就是收获。”他不训一个人，只立下一条铁规矩：“把一切问题都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任何疑点上天。”

接下来是两年多的苦功，一百零五次发动机试车，问题一个个啃。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再上发射架，飞行一千多公里，准确命中目标。钱学森说：“如果说两年前我们还是小学生的话，现在至少是中学生了。”四个月后，原子弹炸响。

明白了这条来路，再看那支收回去的烟，意思就透亮了。递出去，是苏联曾给过援助；收回来，是人家说撤就撤，靠不住。饭散了，每人分到一只苹果，周恩来把桌上剩下的几包烟递给钱学森，他接过揣进口袋，走进北京冬天的风里。

往后的路，步步有据可查。1966年10月，两弹结合试验定在本土进行，兰新铁路停运，弹道沿线居民大规模疏散。发射阵地留七个人在地下控制室，上阵地前，七人写了遗书。

二十二岁的操作员徐虹不是党员，他留下话：“如果牺牲了，我的津贴全部交作党费。”发射当天高空风向有变，指挥部一时拿不定主意，钱学森拍板：“我们已经准备了三种措施控制爆炸高度，这个风险，我担。”聂荣臻听完点了头。

9时整，导弹托着核弹头升空，飞行894公里，弹头在罗布泊靶心上空569米处起爆，试验圆满。中国成了继美、苏、英、法之后又一个能用自己导弹发射核武器的国家，也是头一个敢在自己国土上做这种试验的国家。

1967年氢弹空爆，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走了七年多，中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1970年4月，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传回地面。

1970年五一劳动节晚上，钱学森登上天安门城楼。毛泽东看见他，侧身对旁边的人说：“学森同志也来了。”没有谁再递烟。也不必了——六年前那支递到一半又收回去的烟，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

一支烟能有多大分量？就看接烟的人走过什么路。对钱学森来说，那不是一支烟，是五年软禁、一次坠毁后带着人在戈壁捡三天螺丝钉换来的一个判断：核心技术，指望不上任何人。后来的东方红、长征火箭、神舟飞船，根子都扎在这个判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