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47年春，京城顺天贡院内，24岁的李鸿章正面对一场可能改变命运的会试。寒气未退，号舍狭窄，考生只能在木板隔成的小间里伏案苦读。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差点让这位后来权倾一时的重臣止步于贡院。
会试分为三场，第一场尤为关键。李鸿章此前已经拜曾国藩为师，在八股文章上下过苦功。拿到题目后，他很快写成了三篇文章的草稿，只等检查无误，再誊抄到正式考卷上。
偏偏就在誊写前后，他染上了严重风寒。双手颤抖，笔也拿不稳。对于寒窗苦读多年的士子来说，文章写好却无法交卷，几乎等于功亏一篑。李鸿章长叹一声：“这次恐怕没有指望了。”
隔壁号舍的江苏宜兴考生徐家杰听见动静，便走过来询问。徐家杰参加会试多年，熟悉考场规矩，也知道考生最怕临门生变。得知李鸿章还有两篇草稿没有誊完，他提出由自己帮忙抄写。
这段情节见于后来的笔记和野史，是否完全属实，史料并不能充分证明。清代科场对代笔有严厉禁令，若事情败露，双方都可能受到惩处。因此，徐家杰是否真的进入李鸿章号舍、替他完成誊写，至今只能作为一则流传甚广的轶闻看待。
但结果却是明确的。李鸿章在1847年丁未科会试中登第，随后参加殿试，列二甲第十三名，成为进士。徐家杰也考中三甲。发榜之后，李鸿章专程前往江苏会馆致谢，两人由此结下交情。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仕途后来完全不同。李鸿章进入翰林院，逐渐走入权力中枢，后来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成为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徐家杰则长期任地方官，官阶始终不高，晚年仍未摆脱七品官的范围。
以李鸿章后来的地位，替老友谋一个显要职位，并非难事。根据相关笔记记载，李鸿章掌握权势后，曾数次向徐家杰示意，愿意出面提携。徐家杰却不肯接受，认为读书人若靠私人关系求取升迁，便失去了为官立身的分寸。
这件事很能说明徐家杰的性情。他当年或许只是出于同情，帮助一名病中的考生渡过难关，并没有把这件事当作日后交换仕途的本钱。李鸿章几次想报答，却都被对方拒绝，两人的往来因此多了一层复杂意味。
真正让这笔人情重新浮出水面的，是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戊戌政变，光绪皇帝被幽禁，参与或支持变法的一批官员遭到逮捕。徐家杰的次子徐致靖时任吏部右侍郎，因与维新人士关系密切，被列入严厉惩办的名单。
徐致靖曾向光绪帝推荐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变法期间承担了重要事务。政变发生后，守旧势力把他视为关键人物。徐家得到消息后十分惊惧，四处寻找能够说话的人，却很少有人愿意在这个时候出面。
徐家杰最终找到闲居京城的李鸿章，请他设法营救。那时的李鸿章已经不是甲午战争前的显赫人物，签订《马关条约》后声望受损，手中实权大为削弱。不过，他在朝廷中的旧关系仍在，尤其与荣禄保持着长期交往。
李鸿章对徐家杰说：“这件事，我一定尽力周旋。”随后，他托请荣禄向慈禧太后进言。荣禄提出，光绪帝宣布变法后的数月间，并未频繁召见徐致靖，这可以说明徐致靖并非变法核心人物。
这个说法并不十分严密。徐致靖耳疾严重，听力不佳，光绪帝若与他交谈，往往需要提高声音。出于保密考虑，召见次数少，并不等于不信任。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这个理由足以成为缓冲，徐致靖最终没有被立即处决，后来改为发往新疆。
徐家杰此前拒绝李鸿章的提携，却在儿子生死关头请他相助。李鸿章也没有计较旧事，而是动用所剩不多的政治影响力出面求情。若说科场代笔一事难以确证，那么李鸿章为徐致靖奔走营救，则有《许姬传七十年见闻录》等材料可以参照。
这段故事最值得辨析的地方，恰恰在于两层事实不能混为一谈：徐家杰帮助李鸿章誊写考卷，属于传闻；李鸿章设法保全徐致靖，则有较明确的史料记载。前者塑造了知恩的起点，后者才是这段交往在晚年留下的实际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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