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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图案为桥 呈现东西文化交融

在这片横跨亚洲、欧洲之间浓墨重彩的土地上，艺术以其独特而丰富的图案美学所著称——自然花卉、诗歌意象、几何花纹等，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如万花筒一般的浓墨重彩，折射出当时文化与历史的脉络，伊斯兰艺术宛若一部流动的史诗，有着千变万化的艺术语言，深刻第诠释着独特的世界观，包容万象又自成一体，其创造的图案语言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来装饰艺术的走向，为后世艺术与设计注入了取之不竭的灵感，更催生了多个划时代的艺术与设计运动。

图案是印度、伊朗与奥斯曼世界与不同文化交流的见证。我们在展厅里可以看到了中国陶瓷、宋代文人画的影响，这些艺术品正是昔日“丝绸之路”的珍贵历史遗存。

17世纪，贸易蓬勃发展，陆路商道与海上航线并举，沙阿阿巴斯一世终结了葡萄牙的垄断地位，萨法维帝国的稳定和对外贸易关税减免政策，促进了萨法维王朝与欧洲、东亚的商贸往来，推动了东印度公司设立，来自东亚的商品对萨法维时期的工艺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在陶瓷工艺领域，来自欧洲和东亚的商品影响了萨法维时期的工艺品生产，中国瓷器常被用作船只的压舱物进行运输。中国的青花瓷是当时极为高端的奢侈品，受到了伊朗萨法维陶工的追捧，极力仿制这些深受精英阶级喜爱的中国青花瓷。统治者们甚至建造专门的“瓷屋”来存放这些来自中国的瓷器。初期作品与青花瓷的原型十分相似，之后才根据不同工艺和色调加以改动。《在中国酒罐上打盹的饮者》表现了一位男子醉卧在一只类似中国瓷器的酒罐上，凸显了中国瓷器在当时伊朗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也体现了中国装饰风格对萨法维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龙纹是典型的案例，在展览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陶器上出现龙纹，在印度莫卧儿时期有些柄饰的细节也有源自帖木儿时期具有中国风格的龙纹，中国龙的形象被引入伊朗文化中，并没有如在中国有皇帝的象征的含义，在伊朗早期占星学论著中有一个“天龙”星座，它的造型很像蛇，我们可以看到在展出的伊朗器物上那些龙纹创作，叠加了本土文化和他们对中国龙的想象。这反映出了这一广为流传的纹样如何被借用，也展示出了象征吉祥的龙纹、麒麟等中国传统纹样中国原型如何在本地文化语境中被重新诠释。

对来自中国陶瓷也风靡了奥斯曼帝国，并着重在图案和色彩上有了相互融合的演化。因地处地中海与印度洋之间，凭借着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了不同地区、各类文化的连接枢纽，这样的地缘关系也促进了文艺交流。来自中国与欧洲的消费品，在奥斯曼帝国广泛流通，成为了传播艺术灵感与形式的载体。其中，中国瓷器（特别是青瓷）备受追捧。十五世纪七十年代，位于伊斯坦布尔附近伊兹尼克城的陶工们就开始生产高质量的陶瓷器具，他们也从中国瓷器中汲取灵感，更希望在亮白度和光泽度上与中国瓷器相媲美。他们早期受中国瓷器尤其是青瓷的影响，蓝白纹样占据主导地位。直到十六世纪中期，工匠们才开始使用更为丰富的色彩方案。那时的宫廷设计师们发展出一种以植物纹样为主的设计语言。我们看到这块陶砖上有两条对称地花枝蜿蜒而上，它们的动态和周围的郁金香、风信子花丛相呼应，下方是两条蜿蜒的纹样组成了一幅完整的构图。色彩以钴蓝与绿松石为底色，辅之以留白的花枝轮廓。花枝的繁盛姿态与蜿蜒纹样反映出了东亚设计对波斯、奥斯曼细密画艺术的转译之下，被重新诠释为带有奥斯曼独特审美趣味的装饰风格。艺术家们通过灌木和果树在春日里的蓬勃绽放，营造了一种诗意的氛围。

鹦鹉纹砖

土耳其，伊兹尼克，约 1600 年

釉陶，透明釉下化妆土上彩绘

高25.2厘米，宽24.8厘米

在展览中，“玫瑰与夜莺”成为了观众特别喜爱的题材也因与中国花鸟画的关系受到了关注。中国宋代的花鸟画风格在15世纪传播到了伊朗，随着欧洲植物版画的传入，这一题材在此后的几个世纪里风靡伊朗。到了19世纪，以“玫瑰与夜莺”为名的主题达到了鼎峰。正如策展人朱迪思·赫农-雷诺（卢浮宫伊斯兰艺术部副主任）所说，“玫瑰与夜莺”的主题是对爱情的隐喻表现，它象征着可能存在的某种暧昧关系：夜莺总是歌唱着寻找玫瑰，但如果靠得太近却会被玫瑰刺伤，既包含了对幸福的追求也蕴含了痛苦。展厅里也展出了这一花鸟主题在绘画、书籍装饰、漆器、镜子等日常用品中的应用。而花卉在奥斯曼世界里占据了很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球茎类花卉，风信子、郁金香、水仙常被种在家里的某个角落，等待初春时第一朵花的绽放，也会把这朵花送给重要的人。18世纪时，人们还会在烛光下举行赏花晚会。这件以深色背景上描绘色彩鲜艳花朵名为“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让人仿佛置身于18世纪奥斯曼帝国的初春花园，在摇曳的梦幻烛光里参加游园赏花的活动。它中间装饰着一组由鸢尾、风信子、康乃馨、玫瑰、榛实组成的植物图案。边框以绿底饰以团花。这样的书籍装帧与这本书里萨迪《果园》的诗句相得益彰：无香无色的玫瑰实属异类，夜莺自不会为之倾心。读书人啊，我所爱慕的乃是此花的精魂，而非美色娇姿。

“玫瑰与夜莺”图案的书籍装帧

伊朗，1775―1825年

混凝纸、彩料、漆

属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现长期寄存于卢浮宫博物馆

原文载于《艺术交流》2026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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