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浪》，弗吉尼亚·伍尔夫著，黄慧敏译，文汇出版社｜明室Lucida，2026年10月出版，392页，59.80元

1929年，弗吉尼亚·伍尔夫正式动笔书写《海浪》时已四十七岁，用我们的话来说，这是即将“知天命”之年。在创造力最为丰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她已接连完成了《雅各的房间》（1922）、《达洛维夫人》（1925）和《到灯塔去》（1927）这三部极具实验性与变革性的作品。它们践行了她在《现代小说》与《本内特先生和布朗太太》等随笔中掷地有声的美学宣言，将现代主义小说书写流动意识和精神生命的特质推向巅峰。《海浪》便是这段创作之潮的顶点。此时的伍尔夫已广受赞誉，拥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声音；然而，立于潮头，处于创作生命盛极之时的她，却也不得不面对肉体生命的衰朽——她在日记中坦言自己“日渐衰弱的体力”和模糊的视力（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III, p.325），并目睹着旧友的离散与迟暮。正如《海浪》中，太阳升至中天却降下珀西瓦尔的死讯一样，伍尔夫深谙盛极必衰的自然规律。于是，她比以往更渴望对抗那席卷而来的虚无之感，但此时的她已不再执着于个人经验的抒发与个体生命的求索，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维度，去参悟那关于天人关系的玄思。

伍尔夫曾在1926年的日记里记下了《海浪》最初的灵光：“我希望为这份牵挂的神秘之面写下些什么；最终留下的，不是一个人的自我，而是宇宙中的某种存在。无论那是什么，正是它，让我在深切的悲伤、沮丧和无聊中，感到既恐惧又兴奋。我望见远处有一片鱼鳍划过。”（ibid, p.141）在《海浪》的终稿落笔之后，她再次回溯了这一灵视瞬间，她写道：“我在一片汪洋中捕捉到了那片鱼鳍，那是我即将写完《到灯塔去》的时候，从罗德梅尔窗外的沼泽地里望见的。”（ibid, Vol.IV, p.13）不论这片鱼鳍象征着什么，它都将伍尔夫引向了一段更神秘、更深奥且直抵本质的生命探索。

伍尔夫

《海浪》不仅是对读者的挑战，也是对“小说”这一文类的挑战。伍尔夫自己也坦言，这是她所有作品中“最艰涩、最复杂”的一部，她甚至一度陷入自我怀疑，担心自己是否写出了一本“根本无法阅读”的天书（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IV, p.357）。在《海浪》的手稿中，她还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读者不把接下来的书页视作小说，作者将不胜感激。”（Introduction to The Waves, p.V）

然而，《海浪》的阅读门槛其实不在于语言，伍尔夫并未像其他现代主义作家那样，对语言进行解构与变形。她的词汇简洁优美，也很少使用冗长的句式，可即便如此，当我们翻开《海浪》的前几页时，仍不免心生畏惧。难点在于，六位主人公用几乎无法区分的声音，轮番说着漫无边际的独白，宛如一句句谜语。故事情节和人物的外在行为都是缺失的，让人难以抓住攀附的绳索。不过，伍尔夫固然极善捕捉意识的缥缈与灵动，但在小说骨架的搭建上，她其实是一位精密的建筑师，不论是《达洛维夫人》以大本钟的钟声来切分一日的光阴，还是《到灯塔去》中以一条时光长廊连接起相隔十年的岁月，无不印证了这一点。《海浪》的结构更为清晰严整：九个幕间引子（interludes）交织着九个主体篇章——太阳在天穹中升起又沉落，海岸、花园和群鸟在不同时段变幻着声色光影，精准对应着六位角色从童年到暮年的九个人生阶段。一天对应着一生，非个人化的自然映衬着个体的生命历程，二者交织成一种既圆融和谐，又充满对抗与张力的复调结构。

诚然，以日升日落或潮起潮落来隐喻人生并不新鲜，但摒弃“情节”而以“节奏”来书写生命（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IV, p.204），却是一种极为大胆的诗性尝试。这里的“节奏”并非拘泥于诗歌的押韵与格律（尽管《海浪》的文字本身有着极强的音乐美），它更像是一种凭借灵性直觉对生命的感知。伍尔夫曾自创“剧诗”（playpoem）一词来定义《海浪》的文体（The Diary of Virginia Woolf, Vol.III, p.258）；初版问世时，评论界也一致叹服于它的诗性特质。这在某种程度上向读者发出了邀请，我们需放下阅读传统小说的惯性与期待，以读诗的心境走入这本书。

以小说第一部分为例，在太阳尚未升起、海天混沌一色之际，六个新生命的意识渐渐苏醒，他们以短促的句式，轮流抛出各自最初的感官体验：伯纳德看到了“发光的圆环”（根据他在终章的独白，那其实是橱柜的铜把手）；苏珊捕捉到了黄色与紫色的光影；萝达听见了窗外的鸟鸣；吉妮瞥见了缠绕着金线的红流苏——这些或许是他们躺在育儿室的婴儿床里最初的觉知。渐渐地，意象从室内延伸至室外的草地、树叶与毛虫，视觉和听觉感受也逐渐让位于触觉：脚下冰冷的石头、被阳光烧灼的手背——这意味着孩子们的成长，他们已经能走出育儿室，用脚步丈量户外的世界。随后，短句渐渐拉长为段落，人物对事件的感知与叙述日益丰满，读者也开始在六人的独白中，辨认出他们性格的分化。这部分对童年的描摹极具张力：一方面，现实的孩童绝不可能拥有如此流畅的表达，伍尔夫实际上是为一种“前语言阶段”的感官体验赋予了一套成熟的语言与意识外壳；但另一方面，这种意识又并非成年人后天习得的理性觉知——它尚且无法将“发光的圆环”辨认为“橱柜的把手”；更耐人寻味的是，六人的语言风格几乎没有任何分别，仿佛都源于同一个声音，源于一种簇拥的海浪般的群体意识。仅仅是在这开篇的混沌与澄明之间，我们便能窥见伍尔夫的野心与独创性：她无意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复刻不同的人生阶段，而是潜入生命的深处，去打捞意识存在的状态，并赋予其独特的表达方式。

在与他人和世界的碰撞中，个体逐渐从集体中分化出来。六人都曾在童年时代遭遇过影响一生的重要瞬间：吉妮亲吻了躲在树篱后的路易斯，苏珊目睹此景涌起了刺痛与自卑；内维尔无意间窥见了死亡；萝达摇晃着水盆中的白色花瓣；伯纳德感受到海绵里的温水顺着脊背流下。这些“存在的瞬间”塑造了他们生命的最初底色。随着时间推移，命运的分野以更加冷峻的社会法则持续进行。在小说的第二部分，六人因性别不同而被划分为两列，踏入不同的寄宿学校，面对集体主义的洪流，他们或顺应，或反叛。待到毕业之时，这种分化进一步展开，阶级、出身与性格的烙印将他们推向了迥异的人生轨道：出身优渥的内维尔与伯纳德步入剑桥的象牙塔；身为澳大利亚银行家之子的路易斯进入伦敦金融城的职场；苏珊厌倦都市，回到自家的乡村农场；而受制于女性身份无缘大学的吉妮与萝达，只能出没于形形色色的社交场所。至此，六人彻底散落在各自的命运之网中。

伍尔夫

关于这六人一生的外在事实，我们所知甚少，然而，他们的性格特质却非常清晰：伯纳德喜欢推敲词语和讲故事；内维尔代表理性与智慧；路易斯有着诗人的敏锐，却又渴望世俗与权威的认可；吉妮代表肉体和感官体验；苏珊代表母性、孕育以及顺应自然的快乐；萝达则像一个神秘的影子，常常处于游离和缺席状态。对这六个人物的刻画，反映出伍尔夫在“个人化”与“非个人化”之间的探索。一方面，六人代表了不同的个体，但把他们拼凑在一起，仿佛就构成了完整的人类群像和普遍的生命形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代表了同一个人的不同侧面——伍尔夫曾在给G. L. 狄金森的信中坦承：“这六个角色本就应被视为一个人。”（The Letters of Virginia Woolf, Vol.IV, p.397）同时，这六人身上也有她的亲友们的影子：苏珊像她的姐姐凡妮莎贝尔；路易斯有时像T. S. 艾略特，有时像她的丈夫伦纳德；内维尔身上有利顿斯特雷奇的特点；吉妮很像基蒂马克西（也就是达洛维夫人的原型）；而伯纳德和萝达则更多地融入了伍尔夫自身的特质（Introduction to The Waves, p.ix）。

实际上，《海浪》也是一部为了纪念故人而写的小说。当年布鲁姆斯伯里圈子之所以建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伍尔夫的哥哥索比斯蒂芬英年早逝，他的剑桥好友和伍尔夫姐妹聚在一起缅怀他。小说里那个从未正面登场，却将六人紧紧凝聚的第七个人物珀西瓦尔，正是以索比为原型的。

的确，友谊是本书的重要主题，六人的独白并非自言自语，他们不断提及彼此，在话语中塑造对方，也在比较中认清自我。小说的第四和第八部分都围绕着“聚会”展开，就像达洛维夫人的派对和拉姆齐夫人的晚宴一样，这两场聚会也是《海浪》的高潮。第一次聚会时，二十出头的六人齐聚伦敦，为即将前往印度的珀西瓦尔送行。在充满希望的青春时代，他们像一群齐声鸣唱的群鸟，真切地感受到了聚合的力量。他们“围成了一个圆”，感到某种“球状”的东西在彼此之间成形。他们紧握住它，不愿松手。此时的他们成了创造者，创造出了“可以汇入过往无数整体之中的事物”。擅长讲故事的伯纳德用一个精妙的比喻捕捉到了这一瞬间：他看着餐桌上的红色康乃馨，感到“当我们坐着等候时，它还是一朵单独的花；而现在，它变成了一朵开着七个面的花……这是一朵完整的花，每一双注视它的眼睛，都为它的盛开倾注了力量”。这朵由七个生命共同浇灌的花朵，正是他们以青春和联结创造出来的恒久时刻。时光流逝，第二次聚会是在汉普顿宫，此时的六人都已步入中年，这也是他们最后一次完整的重聚。珀西瓦尔早已离世多年，活着的人也都有了各自的责任与身份，相聚成了一件难事。步入人生的后半程，他们开始追问：该如何抵御时间的洪流？如何对抗生命的消亡？到底有什么是可以永恒存在的？当六人并肩走在汉普顿宫花园时，他们再次短暂地体会到了那种共享“同一个生命”的奇妙感觉。然而，这短暂的交融，最终还是被时光无情地冲散了。

1912年的弗吉尼亚·伍尔夫和丈夫伦纳德

不断拍击着海岸的海浪，既呼应着生命的节奏，也是生命的仇敌。就像那九个幕间引子所呈现的，自然是“不仁”的，海浪以重复、循环、单调的节奏不断拍打，它并不在意人类的喜怒哀乐和生离死别。书中的六人似乎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这个无情的敌手——死亡、虚无与自然的冷漠。而这种对抗本身，也呈现出海浪般此起彼伏、循环往复的形态。他们用来对抗的武器，一方面是前文提到的友谊与联结，而另一方面，则是艺术带来的秩序与超越。珀西瓦尔去世后，伯纳德和萝达各自用不同的方式为他哀悼。伯纳德站在国家美术馆的蓝色圣母像前，在画中回忆朋友的美好；萝达则坐在音乐厅里，从琴声中感受到了“正方形叠着长方形”般坚固的秩序与结构。在面对死亡与衰朽时，我们都渴望能抓住某种恒久的东西，这正是艺术带给人的慰藉。除了绘画与音乐，当然还有文字的力量。伍尔夫的作品常常带有对文字本身的反思，《海浪》也不例外。在小说的最后一章，六人不再轮番登场，只留伯纳德一人的长篇独白。此时的他仿佛成了伍尔夫的代言人，面对未知的倾听者，讲述着自己的一生，同时也倾诉着书写生命的挑战与困境。他渴望“做出总结”，交出自己“完整的生命”。他从自己的角度，重述了六人生命中那些“存在的瞬间”，将六种视角重新聚拢在一起。这种通过书写生命对抗虚无的尝试，也体现在伯纳德面对死亡时的英雄意志：“我将马刺扎进马腹。我将自己抛掷对抗着你，不被征服，决不退让，哦，死亡！”然而，紧随其后的却是一句斜体的客观陈述：“海浪在岸边碎裂。”（The waves broke on the shore.）这又将我们带回了幕间引子中无情自然的视角，将所有的人间悲欢一口吞没。无尽的浪潮仿佛昭示着存在与虚无的循环，是永恒的碎裂，也是永恒的更新。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海浪》中倾注了她对生命最深邃的体悟与最极致的书写，而她自己的一生，也与海浪这一意象紧密交织。在康沃尔圣艾夫斯度假的童年时代，那穿过百叶窗的海浪拍击声，构成了她最初的记忆，也被她视为“生命的根基”。而数十年后，在罗德梅尔蒙克屋那棵古老的榆树下，她的骨灰静静安息，石碑之上，铭刻的正是《海浪》结尾的誓言：“我将自己抛掷对抗着你，不被征服，决不退让，哦，死亡！海浪在岸边碎裂。”

伍尔夫童年时度假的小屋

世人或许会喟叹，当她在1941年的初春步入冰冷的乌斯河时，终究还是向死亡、向那不可抗拒的自然伟力低下了头。可是，谁又能说那是一种屈服呢？海浪拍岸的碎裂，也是水滴重返汪洋的路径。肉身的沉匿不过是卸下了沉重的躯壳，而在文字筑起的广阔疆域里，她早已化作了潮汐本身。岁月流转，潮起潮落，每当我们翻开这些书页，那阵起于圣艾夫斯的初潮，那片在远方划过水面的神秘鱼鳍，便会越过时间的长河，在我们的生命里再次掀起无尽的波澜。

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英文系副教授 谢雅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