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Divyani Sharma

译者：邱文浩

来源：Women and Hollywood

（2021年11月13日）

玛丽亚·施佩特身兼与的编剧、导演、制片人多职。她的故事片《时日》于2001年在鹿特丹国际节首映，赢得了VPRO大银幕奖。她的第二部故事片《麦当娜》则于2007年赢得了黑森电影奖。

此外，她独立编剧、导演、制片、剪辑的电影《九种生活》于2010年获得了莱比锡纪录片与动画片国际电影节颁发的德法基金会大奖。她的故事片《女儿们》于2014年的柏林电影节上首映，并且在德国进行了院线发行。2021年11月14日，《先生和他的学生》在纽约纪录片电影节上首映。在访谈中，施佩特谈到了拍摄此片的起因以及她对电影的种种思考。

《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2021）

问：请您自己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片子吧。

玛丽亚·施佩特：这个片子的故事发生在德国的黑森州——一个丘陵起伏的省份。在地平线上，你可以看到工业小镇上冒烟的烟囱。在老式工业建筑与松树、桦树和房屋平顶上的灌木之间，留有这里曾是村庄的证据，后来它被改造为纳粹时期欧洲最大的炸药生产基地：有17000名外国劳工被迫在这儿的工厂里劳动。

今天，在施塔特阿伦多夫约七成的居民都有所谓的「移民背景」。狄特·巴赫曼先生的班级也是这样。他是一位会和学生建立个人与情感联系的教师。他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传授知识的老师，他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身心投入到这份工作之中。他百无禁忌、不设偏见地与学生相处——这不仅仅是一种出于政治正确的说辞，这是活生生的情感上的（不设判断）的坦诚。

他以这种方式创造了一种开放、无畏的学习氛围，学生可以心安地自由发展。学校变成了一间客厅，一处信任之地。学生们在这里同老师自由地讨论他们脑子里的任何想法，而老师则通过对话挑战、激发、鼓励、批评、促进他们。老师增强了学生的团结力与同理心。

他知道培育学生的自我价值要比教给他们勾股定理更重要。巴赫曼先生全心全力地在教学中寻求平衡，使得学生们可以发展自己的非学术技能。玩耍、堆石头、搭桌子、跳舞、做音乐——这些重要的活动可以促进学生之间的交流，并有助于消除社会、文化和语言障碍。

问: 是什么让你选择拍摄这个故事？

玛丽亚·施佩特: 迪特尔·巴赫曼是我的摄影指导雷因霍尔德·沃舒奈德的老朋友，我们已经认识很多年了。当迪特尔在施塔特阿伦多夫当老师后，他经常跟我谈论这个小镇。有一次，我去拜访了他，我一下就被这个地方的面貌迷住了——这个位于城镇中心的巨大工业区，周围包围着公寓楼，长有松树与白桦树的平房商业建筑，土耳其人群聚的购物街，以及半木结构的农村屋舍。

同时这里还有历史——斯塔塔伦多夫过去只是一个典型的农家村庄，直到1938年，纳粹政权在那里建立了欧洲规模最大的炸药工业，强制雇佣了17000名外国劳工。战后，新的工业占据了遗留下的设施。60年代初，意大利、希腊、土耳其的新的外国工人来到了这个地方。今天，移民人口占总人口的70%。这是历史的讽刺——纳粹政权希望消灭「外国人」，但又间接帮助了这座城市向「外国人」开放。

可以说，城市本身是电影的第一主角。迪特尔·巴赫曼的课堂上所具有的多元文化让我很感兴趣，我提出了一个问题：学习生活在这样的条件下是否依然行之有效，如果有效，它是如何运作的？但当然，老师这个角色（也让我很感兴趣），他除了给孩子们传授知识，教习音乐、雕塑、木工、杂耍以外，他也给予了孩子们其他的经验和一种确定性——他不设偏见地与孩子们相处。

他是一位在课堂上建立了一种人人都能自由表达自身的对话文化的教师。一位不仅履行教师角色，而且对整个人类做出贡献的教师。因此他也是孩子们的榜样，教会了孩子们表达他们的个人想法。

问：您想让观众看完你的片子后有什么样的思考？

玛丽亚·施佩特: 巴赫曼先生的学生们主要来自于工人阶层——他们只有很有限的学习机会，他们的生活状况很糟糕。他们不在大众的视野之内，且常常被边缘化。我想要打破这些孩子们所通常遭受的偏见，展示他们的潜力。这些孩子拥有强大的力量与爱。我希望这些能够被观众们记住。

问: 您拍摄这部电影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玛丽亚·施佩特: 拍这部电影最大的挑战不在拍摄现场，而在于后期的剪辑。我自己独立剪辑了这部片子。拍摄的素材量很惊人，我有大概超过200个小时的影片素材。因为我们严格地以观察视角进行拍摄，课堂上的状况完全是不可预料的，现场的两部摄影机必须几乎不中断地进行拍摄。

初剪版影片的时长超过了20个小时。在缩减素材时，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寻找主题，以及展现主角的成长——在他们的成长中涌现了哪些戏剧情节。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观众能对影片中的这些孩子留有印象，能在观影结束后仍然还能记住他们，比如哈桑、斯黛菲、艾曼、拉比亚、岑吉兹等等。

我将最初的20个小时长的版本又剪到了8个小时——这时我终于能在一天之内看完所剪的成片，这很好。我有种感觉：「好的，这终于开始有电影的样子了。现在这部片子有了结构。」整个剪辑过程大概持续了三年。

问: 您是如何给您的电影找到了资助？请您就如何使这部电影完成制作分享一些经验吧。

玛丽亚·施佩特: 这部电影由大众电影基金会独家资助。我们没有指望电视广播公司的参与。由于补贴有限，我们的预算极低。因此，制作这部电影需要大量的无偿工作。

例如，我同时担任了制片人、编剧、导演和剪辑师的角色。我们没有刻意计算三年以来的剪辑费用以及影片的最终时长。由于后期公司的让步，这部电影才得以最终完成。但由于资金不足，拍摄本身也是一项挑战。例如，最初的混音师必须在缺少话筒员的情况下工作，他必须对整个房间里的对话做出反应，而这些对话都是混在一起的。幸运的是，影片的成功使得努力没有白费。

问: 是什么激励了你成为了一名电影人？

玛丽亚·施佩特：我在80年代末一场滚石音乐会上偶然遇见了一名剪辑师——当时我们都处在很有好奇心的年纪。我们聊了一会儿，然后她邀请我去她的剪辑室坐一坐。我的野心和好奇心就在此刻生发。

自己剪辑电影会是什么感觉？自己制作电影又是什么感觉？我的思绪回到了过去：六岁时，我如何坐在村庄的街道上，用一根折断的树枝在泥土中画出一个人型。在我的脑海里，我可以看到一位王子——或者是公主——骑着他们的马向我走来。好奇心是我的工作动力。我的电影作品的源泉和动力是对生活现实的感知和体验。

对我来说，这区别了虚构和纪录片。想要能表达某些事，重要的是选择一种正确的结构。纪录片这种形式可以被注入一种游戏性，反之亦然。现实中本就包含着舞台调度；我们都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某种角色。

形式很重要，是的——但最重要的是，你想讲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你想用电影的方式谈论什么。表达烙印在自己生命里的东西也需要勇气——将它发展成电影的勇气。拍电影的人都是收集者。它需要人全神贯注，没有判断地准确感知这个世界——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

问: 您收到的最好及最坏的建议是什么？

玛丽亚·施佩特: 做电影没有一个特定的方式——每个人都需要些不同的东西，并且每个人都处在生命的不同阶段。你需要学会与失败打交道。学会不断地站起来，走下去。试着下次做得更好。

作为一名电影系的学生，我在电影学院的第一年是完全失败的。当时我在拍摄一部有关监狱中的妈妈与孩子的纪录片《牢狱母亲》。在剪辑室里，我在拍摄时的担忧被证实了——影片的声音素材完全用不了。我尝试着挽救，但不幸地是，这部电影没办法放映。我很绝望，接着我当时的教授，赫尔克·米塞尔维茨找到了我，给了我一条很重要的建议，她说：「这不是结束。你会从这堆材料中做出点什么的。」她是对的。

几年后，我拍了电影《麦当娜》。《牢狱母亲》成为了这部影片的一份先导调研。这就是你选择的道路——可能你能从失败的影片中学到最多的东西。当然，在那个时候我不会这么看待问题，我只是非常愤怒、难过。

问: 您对其他的女性导演有什么建议吗？

玛丽亚·施佩特：永远追寻你的直觉，相信自己的感觉。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指引。最终，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的天真——或者设法重获它。天真与坦诚有关。直觉帮助一个人作出正确的决定。内心的罗盘会引导你。你需要不惜代价地保护自己的那份直觉——那份孩童般的探索的喜悦，对世界与自身的好奇心，对于界限的突破，与他人的交往。

要有勇气诚实地面对自己。约翰·卡萨维茨说过：「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如果那份感觉完好无损，你就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如果你能感觉到了什么事，那一定是真的。你唯一能相信的真理就是你自己的感觉。如果我们丢掉了对真理的直觉，我们将会一无所得。」

问: 请说出您最喜欢的由女性执导的电影，并讲讲为什么。

玛丽亚·施佩特: 有许多，但我想说一个，那就是芭芭拉·洛登的《旺达》。这部电影展现了旺达·戈兰斯基生命中的几个星期。这个角色由导演自己出演。影片一直在观察与描述旺达的生活状况。她是个极端的女性角色，芭芭拉·洛登称她「没有为生活做好准备」，她不知道如何生活，她像幽灵般在生活中漂泊，像一个死人一样，无法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作出反应。

因此，她的人生轨迹是由她与男人的关系决定的。她遇到了丹尼斯先生，丹尼斯当时正在抢劫一家酒吧，但天真的旺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于旺达来说，丹尼斯向自己发出了加入他的邀请，这就足够了。她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一直跟着他。由于旺达完全缺乏自我意识与规划，这导致她有时会在社会生活中面临几乎难以忍受的被动局面。

从美学角度来看，这部电影几乎是一部纪录片。电影里交替出现着无剪辑的和粗略剪辑的段落，这给人一种不受控的、类似纪录片观察的印象。洛登的影片的叙事节奏相对缓慢：她给予人物时间去作出反应、手势和神情；从剧作层面上来说，她在影片中用一些空间去展现一些无关的琐事，而这些琐事对于电影的气氛（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影片只通过这段时间内的事情创造出了旺达的形象，我们不知道旺达的出身、她的童年、她的父母，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任何有助于解释她的人格结构的背景信息。然而，在影片结束时，旺达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影片否定了旺达的成长：电影不存在情感的教育。

问: 您如何适应疫情时代的生活？你现在还能保持创造力吗，是怎样做到的？

玛丽亚·施佩特：我很幸运。在疫情爆发的时候，我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在家中一个黑暗的房间里自我隔离——剪辑《巴赫曼先生和他的学生》。

但现在为了推进新的想法，我又需要到外面的世界。上学是一个具有物理性的过程，这就是为什么身体的在场不可替代。它也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是重要的。因此，置身当下对于我的电影创作是至关重要的。